张岂之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题
　　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题”，表述的文字不能多，几百字描述一个主题，就不称其为主题了。而且涵盖面要宽，确实能够把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用这个主题包涵进去，基本上没例外，这样才能站得住脚。还要力求符合历史实际，不是用今天的理解加到古代文化上去。经过了若干年的研究，我得出这样的看法，如果要用文字语言来表示的话，这个主题很简单，就是探讨天道和人道的关系，这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题。什么是天道？就是讨论天地的来源和自然的法则。还有人道，人道就是人自身的和人类社会的道理。朋友们也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探讨天道和人道的关系，那你为什么不提一下就是“天人合一”呢？我的看法是，“天人合一”只是天道和人道关系的一种看法，一种很有价值的看法，但不能用“天人合一”来代替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主题，因为还有其他方面。例如，古代除了讲“天人合一”以外还有“天人相分”，天和人既相分又统一。这种观点也有很深刻的理论思维的意义。我不赞成用“天人合一”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题，“天人合一”只是这个问题中的一种答案，还有其他的答案，如“天人相分”等等，还因为历史上“天人合一”多种多样。在座的朋友们都很熟悉，西汉时期，董仲舒适应当时大一统的国家的需要，提出天人感应说。我的老师侯外庐先生一直都认为这是神学的命题，它也是“天人合一”中的一种观点，一种理论体系。不去区别“天人合一”这一理论里的不同情况，认为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题，我觉得有些不妥当，也有些不全面，所以我的看法是天道和人道的关系是传统文化的主题。政治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等等都和这个主题有关系，它的涵盖面很宽，把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可以概括进来。紧接着提一个问题，为什么是这样一个主题，而不是其他的主题。和古希腊比较起来，它就不是这样一个主题，它的主题很可能就是恩格斯所讲的存在和思维的关系主题。存在和思维的关系的主题套用在中国文化上就有点套不进去了。要从各自民族的具体的历史实际出发，这是由中国的历史所决定的，而且是由中国历史跨进文明社会的特点所决定的。中国由原始社会走向文明社会，我们这条路的走法，它的特点和希腊的不一样，有我们自己的特点，这个特点，我想稍微列举一两条。一个特点，中国有很长的农耕的历史。现在考古学里有一个分支，叫做农业考古，农业考古告诉我们，距离今天7000年，在江南某些地区就有稻米了。农业考古不是凭想象的，要看地下发现的东西，要看有没有稻米、稻谷的种子。实际的东西，是历史的直接见证人。在今天的浙江省余姚，有一个河姆渡村，在河姆渡村的东北发现了一个遗址，1973年开始发掘，后来考古学家给了一个名字，就叫河姆渡文化。在考古学上是一种新石器时期的文化，实际上也属于仰韶文化。考古学家认为，在河姆渡发现的遗址距离现在7000年左右，已经发现这里适合种植稻子。在座的同志估计都到过古城西安，到西安以后，有一个地方大家是必须要看的，就是半坡遗址，距离今天西安城东面不是很远，半坡遗址整个的规模、当时我们的先民住的什么房子、用的什么陶器，大家看得一清二楚，距离今天6000年。遗址中发现了几斗谷子，我们北方人叫谷子，谷子磨过以后，把谷子的皮去掉，就成了我们今天的小米。我们还可以看到，半坡遗址的很多土颜色发黑，为什么发黑呢？考古学家研究，当时种小米用烧荒的办法，烧荒以后土壤比较松软，便于种谷子。例子不止以上两个。考古学得出一个结论，距离今天6000年到7000年，南稻北粟的农业基本格局已经基本形成。原始农业靠天吃饭，因此要解决一个天和人的关系，要研究天道和人道的关系。天道和人道成为传统文化的主题不是偶然的，是由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农耕历史所决定的。历史就是这样，历史唯物论就是这样，有人现在觉得历史唯物论不吃香了，我觉得历史唯物论是我们解决若干历史问题的一把最好的钥匙。

中国究竟什么时候进入文明社会？距今已有5000多年。司马迁《史记》中写有《五帝本纪》，即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一开始就写黄帝，并说黄帝死后葬于桥山，但没有说桥山在哪里。历代都到今陕西省黄陵县的桥山去祭祀黄帝，认为黄帝死后就葬在这里。黄帝和炎帝被称为“人文初祖”，中华儿女称为“炎黄子孙”。这些和弘扬民族精神有密切关系。在《周易》这部古籍里这样说：君子必须懂得两门学问，一门学问是天文，了解时间的变化、季节的变化，把农业生产搞好。与此相称的，还要了解人文。“人文”这个词并不是从西方翻译过来的，首先出在《周易》这本书里。懂得人文，“以化成天下”，是说懂得社会制度、懂得做人的基本准则。做一个文明的人，就必须懂得人文，提得很好。我们的祖先很早就主张学天文，这和农业生产有关；学人文，人自身的道理、社会制度的道理，这两方面缺一不可。中国古代最辉煌的时期是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时期是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6年，战国是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活跃的时期，也叫做“百家争鸣”的时期。究竟有多少个学派？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说有六家，而班固的《汉书•艺文志》里讲有十家，这两者不矛盾。儒家，孔子开创的；墨家，墨子开创的；道家，老子开创的；阴阳家，以邹衍为代表；还有法家，我稍微说一句，法家并不是讲“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是近代意识，法家主要是讲君主如何实行统治之术；还有名家、小说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共十家，非常丰富。这十家相互辩论、相互学习、相互驳难、相互吸收，它们都为中国的文明做出了贡献。《尚书•尧典》里就有“文明”一词。文明指什么呢？文明就是指治国者的道德品质、才能就像太阳一样光芒四射，叫做“文明”。文明是和野蛮对称的，文明多一分，野蛮就少一分，文明进一尺，野蛮就少一寸。在春秋时期，有一个大的论争，论争“文野之分”，要把文明和野蛮区别开来，当时的先进人物都打着文明的旗号来反对野蛮。荀子说：“不敬文，谓之野；不敬文，谓之瘠，君子贱野而羞瘠。”(《荀子•礼论》)什么是历史？我想给历史做这样一个界说，恐怕大家是赞同的。今天我们所了解的历史，就是人类创造文明的历程。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华民族创造文明的漫长历程。5000多年的文明史是中华民族，各个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人们在历史的过程中创造文明的经验和教训就叫做文化。人们在历史过程中要创造文明、建立文明、推进文明，在这个方面积累的经验我们就叫文化，这是正面的。但是文化里也有糟粕，也有教训，那种神秘主义，那种和时代不协调的东西，如迷信、愚昧等等，就是文化中的糟粕。所以文化离开文明这个总的目标就说不清楚了。党的十六大的报告指出文化和政治、经济同等重要，就叫做交融论，理解今天的国际事务，必须要有文化、政治、经济相互交融的观点，分析问题才能看得清楚，这很有启发意义。总之，我觉得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题可以这样去表述：讨论天道和人道的关系。
　　附带地提一下，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地理环境可能有关系。打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图一看，在北方，有辽阔的蒙古高原，大沙漠戈壁，还有阴山，把辽阔的蒙古高原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叫内蒙古，内蒙古就称为漠南，清朝历史上的漠南就指这个，还有外蒙古，称为漠北。东北有兴安岭和蒙古草原相隔，东边就是太平洋，北边东西向就有外兴安岭，把我国辽阔的东北和千里冰封的西伯利亚分隔成两个区域。再看看西北，西北古代称为西域，今天的新疆和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中亚地区就称为西域。再看西南边界，西南边界有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东南一万余公里的海岸线，古人一走到东南，到海岸线旁边就认为陆地到此就走到尽头了，没有陆地了，都是滔滔海水了，当时的地理知识也还不是很多的。这样一个地理环境究竟说明什么？这样一个地理环境用三个字来表示：内聚性，不是向外扩张的。再看一下希腊的地图，和希腊做一下比较，希腊临海，推动商业就要向外面寻找自己的出路，开拓自己的事业。但是中国的地理环境是内聚的，在中原四边的少数民族，他们各种重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等活动，都是向着中原的方向，即向黄河与长江中下游流域发展。这种地理环境因素，产生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不断内聚的总体趋势。我重申一下我的观点，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题可以用这样的文字表述，天道和人道的关系，“天人合一”只是里面的一种观点，不能代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全部内容，因此我们需要把这个问题再展开一下。

　　二、传统文化的几个理论模式
　　我想下面的四个模式大体上可以把中国文化的理论模式都概括进去了：
　　第一种理论模式，就叫做“天道自然，人道无为”的理论模式。这就谈到道家的一个基本观点，给予中国传统文化深刻影响的，就在这八个字上。在中国历史上，道家的创始者老子是春秋末期人，距今2500多年，已被渲染成为半神半人。实际上，他是中华民族的真正具有智慧的人，真正具有理论思维的哲人。老子姓李，名耳，楚国苦县人，即今河南鹿邑人。他长期给东周王室管理图书，当时的图书是竹简，纸张还没有发明，他有机会阅读大量的竹简，文化修养很高，对自然的研究很深刻。表现他的思想的有一部书，究竟是他本人写的，还是后世学者写的，看法不一样，我们可以存而不论，不必在考证方面耽误大家的时间，他的书叫做《老子》或《道德经》。《道德经》有很多学者研究，不是成书于春秋末期，而成书于战国时期，韵文体，就5000字。它中心的思想是什么？我想用这样的文字来表述，是比较适当的：人道应该向天道学。现在利用这个机会，我向在座的朋友们介绍《道德经》这本书，大家在工余之暇要读读。原因呢，是它可以提高自己的文化品位，而且帮助我们开阔自己的胸怀，如果大家不信的话，可以试验一下。注本很多，究竟读哪一个注本呢？我想就读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的译本就可以了，他把老子的《道德经》翻译成现代汉语，叫做《老子今译》，附有原文，我们主要看原文，某些地方不懂的话，适当地参照一下。读《老子》不能够陷在这个公式里去：它是唯物还是唯心，不探讨这个问题，中国哲学、理论思维不探讨这个问题，它的主题不是存在和思维，它的主题就是天道和人道，你看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解决得怎么样。老子对天道的分析有深刻的理论思维，他对天道用了一个主要范畴，这个范畴就叫做“道”。在老子五千言里，直接谈到道的地方很多，一共出现74次。为了说明道，老子用了两个范畴、两个概念，一个叫做“有”，一个叫做“无”，“有”和“无”构成了道。什么是道？古代原来的意思是道路，但是后来把它哲学化了，道是有和无，有和无结合起来就是道。有和无又是什么含义？“无”不是什么都没有，“无”指的是整个的空间，老子称它为“无”。古人特别是在农业生产中，就要观察空间，看天，天距离地就是空间，空间怎么表述呢？就叫做“无”。“无”还有一个含义，还不能少，用今天的概念来表述它，就叫做不确定性。大家看看空间有什么东西，多长，多短，什么颜色，体积有多大，那是不确定的，空茫茫一片。所以《老子》里的“无”有两个含义，一个是空间，还有一个是不确定性。什么叫“有”？“有”就指万物的最初的形态。“有”究竟是怎么产生的？我们的祖先，在2500年以前就敢于探讨这个大问题，自然怎么形成的?世界怎么形成的?敢于探讨，而且敢于回答，用老子的观点看，就叫做“无中生有”。无中生有，有是万物的最初形态，是从空间产生的，是从不确定性中产生的，从不确定性中产生的一些有具体形态的东西。观察非常深入，用最简短的文字表现最深刻的道理。究竟产生的过程怎么样？老子这本书里有这样的话“道生一”，最简单的东西；“一生二”，有对立物了；“二生三，三生万物”，就这么生长出来的。2500年前，老子提出的万物生成论到今天还站得住脚，后人，包括西方的科学家只能在这个框架内增加一些实证科学的具体内容，推翻不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怎么产生呢？你能把产生的具体过程来说一下吗？老子说可以，老子书里有四个字，“道法自然”，道产生万物是自然而然地产生的。老子书里的自然和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名词，整个自然界，是不同的，是个形容词：自然而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是自然而然地形成。这种理论思维在2500年以前，成为一个理论，而且用文字表述出来，我是研究历史和历史文化的，我以此为骄傲。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深刻理论思维的民族，决不像西方人讲的，中国没有哲学。中国是没有像西方那样的思辨哲学，但是中国有和农业生产密切结合的自己的哲学体系、自己哲学的特殊的用语、自己特殊的理论思维。要让我们的年轻人慢慢懂得这些，而且爱好我们的文化。万物就是这样生成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法自然”，深刻，简洁。天道有什么特点，老子又归纳为天道无言，自然而然地，太阳把温暖送给万物，它不讲你看我多了不起，我多伟大，我把所有的温暖都给你们了，离开了我的温暖，没有一个东西能够存活。天不这么讲话，天道无言，天道不和其他东西去争的，不需要，每天晚上太阳落山了，进入黑夜，第二天太阳又从东方升起，普照大地，时而又下雨了，润湿大地，这就是天道。天道广大无边，囊括一切，所以老子书里有八个字“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囊括了一切，这就是天道，天道，自然而然。所以书的中心思想是人道应该学习天道，人道应该以天道为本，老子敢于提出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天道是运行的，古人都这样看。天道如何运行？老子书里用五个字解释，“反者道之动”，反，向相反的方面运动，这就是天道运动的实际情况，老是向相反的方面去运动，因此就导引出物极必反，任何东西发展到顶点必然向相反的方向去运动，2500年前，物极必反这么大的一个命题就摆在中华民族子孙的面前，发现物极必反的规律在人类文明史上的贡献是非常卓越的。面对物极必反的情况，人应当怎样做？老子说“弱者道之用”。人就应当脱离事物现象，深入到本质方面去看问题。怎么深入？老子提出一个问题，世界上什么东西是最强大的？有人回答几个人都抱不住的大树是最厉害的，最强大的。老子说其实不然，一阵大风来了以后，很可能把树就吹倒了，它不是最强大的。世界上惟一的一个最强大的东西，要看本质的，而不是表面现象，老子说那是什么呢，就叫做“水”。水有什么特点呢？老是从西向东流，我们两条母亲河，长江和黄河，老是日日夜夜从西向东流，母亲河的水使我们古代哲人产生了很多灵感，有很多鲜明的论题。孔子和老子同一个时期，春秋末期，看到水以后感叹道“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你看水的生命力真强，不断地流动，白天流，夜里也流，生命力旺盛，孔子已经感悟到了。在老子看来，水是最坚强的，何以最坚强，他就比喻了，是自甘于卑下的地位，水不想到高处去，水到了高处以后没有办法流动了，它认为处于一个卑下的地位对它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最有效。由此就引申出来，怎么来治国？治国就像水一样，甘于卑下的地位，“圣人以百姓之心为心”，就能立于不败之地，如果不是这样，“圣人”自高自大，水就断流了，自己的生命力也就结束了。甘于卑下，表面是弱者，和百姓在一起，其实是强者，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的本意所在。这种性格，老子给了个名字，就叫做“无为”，表面看起来好像不做什么，也不和人争什么，但是它实质上最坚强，“无为而无不为”，它能够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用在治国上，就是老子所倡导的：让老百姓安静地生活、生产，不要干扰他们，不要折腾他们。我们看老子的书，很受他的感染，这就是我们中国哲学，中国的理论思维。人道向天道学，就是人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自然而然的，不要去勉强，水到渠成就是人道学习天道的最好办法。老子说治国有三宝，第一宝要有爱心，叫慈爱心，天下大众都有慈爱之心，这样才产生勇气，有了爱以后产生勇气；第二宝，个人要节俭，节俭以后天下的财富才能够聚集起来，不至于浪费掉；第三宝，就叫做不敢为天下先，我不认为自己的一切都比别人的好，就叫做不敢为天下先。为什么不能自认为一切比别人好呢？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天下之英才而用之，人家才会跟着你做事情，如果你认为自己就是一切天下先了，是最完美的人，用人怎么用啊？人家就离你而去了。道家的思想，小而言之，对调节个人心态，克服人生道路上的烦恼等等都有很大用处。
　　对于老子这一套理论思维，他的门徒战国中期的庄子，提出疑问了，人道向天道学，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甚至于做不到。《庄子》这本书内容就比较多了，要读起来很难，里面充满了具有深刻人生意味的寓言故事。陈鼓应教授有一本书叫《庄子今注今译》，把很多注解汇集起来，而且翻译成现代白话，中华书局出版的，朋友们可做参考。我想举三个《庄子》中的寓言故事，我觉得很有趣味。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思维很开阔的民族，不是一个很拘束的、思想不活泼的民族。庄子说人道向天道学很难，难在哪里呢？人老想去改造自然，老是以自己的意愿、自己的面目去改造自然。庄子讲，中央之帝叫“混沌”，没有七窍，混混沌沌，南帝和北帝商量说，“混沌”平时对我们很不错的，有恩于我们，我们应该报答他。“混沌”没有耳朵，听不到美妙的乐曲，没有眼睛，看不到美好的世界，他又没有嘴巴，品尝不了美味佳肴，太痛苦了，我们要报恩，怎么样报法？他们决定每天在“混沌”的身上打一个洞，结果是“七日混沌死”。人老是想按照自己的面目去任意地改造自然，最后把“混沌”、把大自然也搞坏了，那怎么办呢，这问题提出来怎么办？到战国时期，荀子就回答了，人改造自然是必要的，但要节制一些。什么时候打鱼，有个季节，老百姓不能随便到山里面去砍伐森林，要变成法令，而且什么时候种庄稼，什么时候收获，什么时候冬藏，都按季节来办事，就是有条件地、和谐地来改造自然。庄子所担心的不是就解决了吗？这也很有道理。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来看，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和谐发展，就是人和自然协调发展。《庄子》里还有一个故事，在《齐物论》里说有个老头，叫狙公，养了一大群猴子，猴子不劳而获，狙公这个老者要给它们喂吃的，喂橡子，怎么喂呢？“朝三暮四”，早上喂三升，晚上喂四升，猴子很愤怒，不够吃，吃不饱，狙公说好办，现在我们改变一下，“朝四暮三”，早上给你四升，晚上给你三升，满意啦？猴子听了高兴得不得了。下面庄子话锋一转，庄子讲，“名实未亏”，“名”是数量，“实”是橡子，“未亏”，没有改变，朝三暮四是七升，朝四暮三也是七升，没有任何改善，在这种情况下，“喜怒为用”，一会罢食，一会又欢呼雀跃，猴子多么可笑呀!它一点理性都没有。我们看这个，要掩卷而思了，庄子究竟想说什么?他说的是，有一些人，实际上离开了理性的轨道，和猴子一样愚昧。战国中期，他看到人世间很多愚昧的事情，有感而发，所以庄子还是很强调理性的，用理性来观察一切，也许就不会像猴子那样。庄子更为深刻的地方就在于，他从哲学上感受到了人这个主体在另外的条件下就变成客体了。他在《齐物论》里说了一个故事，他说庄生睡着了，梦见自己成了一只蝴蝶，在花丛中间飞来飞去，十分自由和快乐，一会儿就醒了，不知道是庄生梦蝴蝶，还是蝴蝶梦庄生，搞不清了。我们看完以后，又掩卷而思了。这个故事，有很深刻的哲学道理，“我”是一个认识的主体，时而“我”又是一个被认识的客体，这就叫做“角色转换”。人在一生的过程中间要有许多角色的转换、转化，而且在角色转换的过程中要做得很好，才能够符合自然规律，生活才能够有它自己的质量。
　　第二种理论模式，就叫做“知性知天”的理论模式。知道了人性就知道天性了，儒家基本上是这样认为的。战国中期，孔子的第四代门徒孟子说，什么是人性？人性就是人特有的素质。他把人性提到很高的地位，没有人性，他用了四个字，叫做“衣冠禽兽”。我们看《孟子》这本谐发展，就是人和自然协调发展。《庄子》里还有一个故事，在《齐物论》里说有个老头，叫狙公，养了一大群猴子，猴子不劳而获，狙公这个老者要给它们喂吃的，喂橡子，怎么喂呢？“朝三暮四”，早上喂三升，晚上喂四升，猴子很愤怒，不够吃，吃不饱，狙公说好办，现在我们改变一下，“朝四暮三”，早上给你四升，晚上给你三升，满意啦？猴子听了高兴得不得了。下面庄子话锋一转，庄子讲，“名实未亏”，“名”是数量，“实”是橡子，“未亏”，没有改变，朝三暮四是七升，朝四暮三也是七升，没有任何改善，在这种情况下，“喜怒为用”，一会罢食，一会又欢呼雀跃，猴子多么可笑呀!它一点理性都没有。我们看这个，要掩卷而思了，庄子究竟想说什么?他说的是，有一些人，实际上离开了理性的轨道，和猴子一样愚昧。战国中期，他看到人世间很多愚昧的事情，有感而发，所以庄子还是很强调理性的，用理性来观察一切，也许就不会像猴子那样。庄子更为深刻的地方就在于，他从哲学上感受到了人这个主体在另外的条件下就变成客体了。他在《齐物论》里说了一个故事，他说庄生睡着了，梦见自己成了一只蝴蝶，在花丛中间飞来飞去，十分自由和快乐，一会儿就醒了，不知道是庄生梦蝴蝶，还是蝴蝶梦庄生，搞不清了。我们看完以后，又掩卷而思了。这个故事，有很深刻的哲学道理，“我”是一个认识的主体，时而“我”又是一个被认识的客体，这就叫做“角色转换”。人在一生的过程中间要有许多角色的转换、转化，而且在角色转换的过程中要做得很好，才能够符合自然规律，生活才能够有它自己的质量。
　　第二种理论模式，就叫做“知性知天”的理论模式。知道了人性就知道天性了，儒家基本上是这样认为的。战国中期，孔子的第四代门徒孟子说，什么是人性？人性就是人特有的素质。他把人性提到很高的地位，没有人性，他用了四个字，叫做“衣冠禽兽”。我们看《孟子》这本书，文字犀利，辩论性很强。何以见得人性就是善的，他把人性归纳成为四种。第一种，恻隐之心，爱心，人如果没有爱心，没有一些同情之心，不能算人。第二种，人有羞恶之心，羞耻之心。第三种，辞让之心，谦让之心。第四种，是非之心。这“四心”对不对?我们后人不加评论，他认为这是先天的，把先天的好的素质要发挥出来。怎么发挥呢？要实践，要经历生活的磨难。因此，战国中期的孟子把他以前的历史做了一个归纳，归纳成八个字：“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从夏商周三代，一直到战国中期，凡是做大事情，有成绩的人都和这八个字有关系，这是人生哲学最完整的八个字。忧患使人生机勃勃，造就人，使人有创造性，忧患并不可怕。安乐使人意志消沉，使人不求进步，使人醉生梦死。“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八个字，历代相传不衰。今年3月份，温家宝同志当选国务院总理，紧接着举行记者招待会，大家可能都看了实况转播，外国记者问他，“你有什么特点?”“欣赏哪些话?”他两次提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温家宝同志是天津南开中学毕业的，他在6年的中学阶段对语文很有兴趣，读了不少的名著，把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和自己的实践联系起来，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起来，因此我们今天就看到这样一位亲民的总理。还要提一下，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很有成就的一些大家，例如诺贝尔奖的得主杨振宁，他给清华的青年老师讲，中学时期，他的父亲让他读《孟子》，这本书对他做人、进行科学研究、创造发明大有好处。还有杨振宁先生的好友，我国两弹元勋邓稼先同志，读北京崇德中学的时候，后来在西南联大的时候，也有人文修养。杨振宁曾经写过一篇很感人的文章，名《邓稼先》，文章中说，他曾问邓稼先：中国原子弹的制造，听说没有外国人参加，是不是这样？邓稼先这样回答，我还需要调查一下，等我调查周全以后把结果再告诉你。后来，杨振宁从北京到上海，有人在锦江饭店宴请他，一个服务员给他送了一封信，打开一看，是邓稼先给他的信。杨振宁自己的文章里讲，信上话不多，就是这样几句话：经过调查研究，中国原子弹的制造确实没有外国人参加，这个消息是准确无误的。看了以后，杨振宁控制不住地眼泪直流，究竟什么原因呢？是为中华民族自豪而流泪，还是老朋友实事求是的作风使人感动?我想，各种感情都有。杨振宁说中国优秀的文化培育了邓稼先这样一个像农民一样朴素的、真诚的科学家。我们看了以后非常受感动。中国的优秀文化，刚才提到孟子的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确实对很多人都有很大的教育意义。中国传统文化有个特点，表述方法没有那么多的理论前提、逻辑分析等等，简明的几句，把人生哲理、自然哲理给勾画出来了。例如刚才讲的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只要人类历史存在，这八个字永远不会衰竭，永葆青春。什么是“天”?孟子讲知道人性就知道天性，现在我们比较一下孟子讲的天道和人道，是把人道作为主题，人道推上去就知道天道是什么，就是知性知天，他是这样一个理论模式。宋代那些大儒，发表自己的思想见解大体都是这种模式，这种模式我觉得也有它很多好处。这种模式的好处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在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里面就体现这一点：个人不是单个的个人，个人的得失、是非是和天地相呼应的，一下子责任很重大了，顶天立地，因此，我必须要善待我自己的一切，所以孟子讲“养天地之正气”，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就在这里。它不是单个从人的本身来说，这又是一种理论模式。
　　第三种理论模式，“天道有常，人道有本”的理论模式。这种模式以荀子作为代表。在战国末期，荀子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天论》，专门谈天，很有勇气。战国时候楚国的大诗人屈原写了一首长诗，叫做《天问》，什么是天?有多少柱子把天举着?使天塌不下来?等等，气魄很大。提出好多和天有关系的问题，没有人敢回答，也回答不了。一直到唐朝，大思想家、文学家柳宗元，写了一篇文章《天对》，“对”就是回答。朋友们如果有兴趣，假期有休息的时间，可以把屈原的《天问》和柳宗元的《天对》两个本子一起看。看了以后，我们也是感慨万千。荀子不是写《天对》，而是写《天论》，究竟什么是天?四个字，“天行有常”，天地运行有常规，天地自然运行有它的规律，有它的法则，就是四个字，概括得非常深刻。“不为尧存”，天地运行的法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尧是五帝里的一帝，不会因为尧的仁慈而改变它的运行规律。“不为桀亡”，夏桀，残暴的君主，也不因为他坏，天地运行的法则就改变了，天行有它自身的法则。“天行有常”这四个字有千斤重的分量。人怎么办呢？他不是简单谈人道要学习天道，他也不是简单地谈知道人性就知道天性，他是说根据天行有常的法则，人应该参加到自然的变化中间去，利用自然的变化为人类服务。怎么来服务呢？要把农业生产搞好，还要节约，在这种情况下，天不能使人吃不上饭，善待自然，利用自然的法则来为人类服务。人不是自然的附属物，人只要把农业的根本抓住，而且又很积极，那么天不能使人贫困，便可人人都有饭吃，《天论》的中心思想就这么一个。在2000年前提出有什么意义呢？哲学上有很大的意义，他认识到了，不管是清楚的还是模糊的，人不仅仅是自然界中的一个物，而是从自然界分离出去和自然界相对立的一个认识的主体，他有着认识主体的思想，这在中华民族理论思维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人可以认识规律，可以在规律法则允许的范围之内为人类服务，所以人和自然是不能够划等号的，人道完全向天道学是不行的，完全由人性推出天性也不行。所以他的观点是“天行有常，人行有本”，在理论思维方面又深入一步。我们后来把他的理论也概括为天人相分，天是天，人是人，不能说成一个东西，光讲“天人合一”，而不把荀子的天人相分也给予足够的估计和评价，恐怕是不行的，所以我不大用“天人合一”。天人相分最后的目的是天和自然、人和自然和谐发展。但和谐发展必须通过人的实践才能达到，没有实践就做不到“天人合一”，“天人合一”不是自然而然地合一的，更加深刻。荀子还有一点东西是非常好的，就是《荀子》里的《劝学篇》提出的概念，今天来讲，仍然有非常重要的科学意义，就是“积”的概念。很多土积累起来，“山”就形成了，很多水积累起来变成了海，把很多好事情积累起来就成为道德。通过什么过程来积累呢？通过行的过程，实践的过程来积累，这样就把普通人变成了圣贤，圣贤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荀子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上也占有很高的地位，这是第三种。
　　第四种理论模式，叫作“天道变化，人道自强”的理论模式。天道是变化的，人道要适应天道的变化就要自强不息的理论模式。这也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把自强不息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很有必要，非常恰当。这里我们不能不讲《周易》了，尽管它的主调我们不赞成，而且占卜这一类东西和理论思维也是有很大距离的。但是它认为自然界有八种自然现象，八种自然现象是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基本上把自然现象都概括进去了。相对八种自然现象的有八卦，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卦，这是一个发明创造，八种自然现象配合成八种卦式，以二进位数，八卦，八八六十四卦。德国人莱布尼茨讲，中国的八卦，就是八八六十四卦，哪一卦都有说明，中国人运用二进位制是最拿手的，现在我们计算机计算的基础就是二进位制。这里体现人生的真理是什么？战国时期很多读书人研究，八八六十四卦里最基本的东西是什么？抛开占卜的方面，人生在这里应当吸取什么？当时很多儒者写了论文，进行研究并编了一本书《易传》，也叫做《易大传》，解释了《周易》里面的一些道理。已经过世的学者高亨先生对这个很有研究，他把《易传》里面的一些思想观点加以注解，叫做《周易大传今注》，已经出版了，朋友们有兴趣的话可以翻一翻。另外，《易大传》里有十传，十传里有系辞，讲八卦的最重要的含义在哪里，把《系辞》翻一翻，对《周易》大致上就了解了。《周易》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是把世界上所有纷纭复杂的现象归结为两个东西，一个叫阴，一个叫阳，而阴阳最初的形态，在中国文化里，就是天道。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向阳的那一面就叫做阳，背阳的那一面叫做阴。所以一座山，向阳的那一面，农业生产搞得好，背阴的那一面没有阳光照射，生产就搞得不好。《易传》的贡献就在于把世界上所有纷繁复杂的现象归结为阴、阳两个基本因素，这两个基本因素对中国人的影响很大，所有的东西，所有的运行，所有的表现都是阴阳交错而产生的，后来中医就立足在这个基础上。这个世界是怎么从阴阳产生的，有一个公式，这个公式我们不探讨了。但这个公式提出来，对后来中国的自然科学发展恐怕有限制性，老局限于这个公式里，就缺少实证科学的基础。这个公式怎么讲呢？天地还没有分以前，天还没有高高在上，地还不是低低在下，这时的自然界称为“太极”；太极产生了两仪，什么是两仪呢，就是天地，也就是阴阳；两仪又生了四象：老阳、老阴、少阳、少阴；四象又生了八卦，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卦又产生了凶吉，了解了凶吉以后，哪些事情该做，哪些事情不该做，一目了然，就引出了宏伟的事业。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凶吉，凶吉引出人类的宏伟事业，这样一个公式。这个公式有个很大的缺点在哪里呢？我们一定要客观地评价我们的前人，这种公式用中国古代的名词来讲，叫“象数学”，象数有很多迷信的东西，象数脱离实证科学，不需要实证，只需纳入这个公式，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什么东西都能理解，过于公式化，阻碍了中国古代探讨自然现象及自然科学的发展，没有实证科学作为基础是它的弱点。但是另外一面，这个公式里面所讲的都是二进位数，因此用这个公式套用人世、自然就提出新的问题。二进位数里，从阴阳，然后到四象，然后到八卦，就说明中国古代辩证思维相当丰富，看问题不是单一的，而是从正反方面，从阴阳方面，从兴衰方面去看。所以《易传》给我们留下的这个公式一直影响我们中国人的头脑。宋代象数学得到很大的发展，它的两重性，一方面使得我们离开实证科学，另一方面使我们的辩证思维得到发展，辩证思维非常深刻。例如《易传》里面往往用一句话来解释深刻的道理，例如乾卦，乾卦那么多的经文，究竟讲的什么道理?《易传》里面回答这个问题，例如对什么是乾卦，《易传》曰：“天行健”，天运行，健，永不停息，就三个字把乾卦的整个内容都概括起来了。这是我们2000多年前一批儒者，研究乾卦，得出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接着说“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以天道作为榜样，自强不息，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天道和人道统一起来，天就是不停的运行，人就应该自强不息，不要怕失败，不要怕挫折，要不断地开拓创新。什么是坤卦?三个字，“地势坤”，坤卦讲的是大地，用大地作为坤卦的一个表现来说明，大地的形势就是坤卦。有什么特点呢?朋友们看，所有东西都在大地上，庄稼在大地身上，房屋在大地身上，万物都在大地身上，大地包容量很大。厚，有一个很厚实的东西，我们人生活在上面，这就是坤卦。相应地，人应该怎么做？“君子以厚德载物”，我们就应该像大地一样，我们的道德、能力、知识就应当像大地一样把许多事物都包容下，中华文明正是这样。《易传》的解释很深刻。1921年，梁启超先生应邀到清华学堂做学术报告。他说，我今天给清华的莘莘学子们讲《易传》里的两句话，一句话是“自强不息”，一句话是“厚德载物”，大家就以这两句话来自勉自立，来开拓创新，发展我们自己的事业，成为清华的校训。这个校训既反映了民族精神，又反映了个人的奋斗进取精神，既表现了继承祖国优秀文化，又要开拓创新，而且没有停顿，不断地积累知识，不断地丰富积累，心胸很广大，前进力度越来越大。
　　四种理论模式都是先秦时期的。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根据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他是第一位统一国家的皇帝，所以叫做始皇帝，他设想秦朝后面的二世、三世、四世乃至千世、万世而无穷。封建社会是中国的政治历史又一个特点，我们不回避封建专制主义,和春秋战国时期是不大一样的。在封建专制主义的政体之下，对这四种模式，又要利用，又要改造，要纳入到封建主义的框子里去。例如到了清朝，乾隆时期修《四库全书》，为适合清朝统治者的需要，对所辑书籍大加删改。而乾隆时期的文字狱更令人可怕。某些方面可以说是盛世，有些方面恐怕也不能说是盛世。但是，在封建专制主义的政体之下，我们还有一些民族的精英，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就叫做“民族的脊梁”，他们继承了先秦时期的四种理论模式，加以发展。因此到这里我们就需要归纳一下。第一个特点，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不是神学。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个特点，叫做“人学”，就谈“人”，四个理论模式都是谈的“人”，不是谈的神，而且把神排斥了。例如老子所谈的什么人呢？是懂得自然而然道理的人；孟子所谈的是顶天立地的讲道德的人、有浩然之气的人；荀子所讲的是有实践经验的人；《易传》里面讲的是发展的人、自强不息的人。中国文化中，在人的问题上没有原罪性的东西。什么叫原罪？生下来就带有罪恶降临在人世了，再怎么样锻炼也不能进入美好的世界。中国文化里有没有原罪性呢？老子没有说哪个人有原罪就不能成为懂得自然之理的人，哪怕是小孩子，老子很欣赏小孩子，小孩子最纯真，他最喜欢，如果纯真得像孩子一样，则天下大治。儒家，例如孟子，他说有没有原罪？没有，人们发了善性，可成为圣贤。荀子认为人性恶，经过学习，去恶从善，也可以成为圣贤。儒家有四个字，“圣人调情”，不健康的感情要调整过来就行了，不是等于没有感情；“君子制情”，君子要克制自己不健康的感情，使感情能够符合道德的约束和要求；“小人纵情”，小人放纵自己的感情，那就不行了。对这三类，提倡第一类、第二类。这是第二个特点，我们没有原罪性的一些东西。第三，优秀传统文化里，在天道、人道的主题上面，各种理论模式都承认人应该是有信念的，人应该有信仰，人应该有精神支柱，用今天的话来说，人应该有价值取向，不能浑浑噩噩。这个信念是多种多样的，老子就讲，人道学天道就是信念，这是人的最高境界。孔、孟、荀也提倡人要有信念。这个信念到了宋代，范仲淹表述的很好：“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这是民本主义，老百姓为本，虽然还不是近代的民主思想，但在封建专制主义下也有这样的思想，被民族的脊梁所继承，所发展。后来在封建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各种理论模式观点都离不开这四种最基本的理论形态。外来的宗教传到中国，例如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和中国本土文化融合起来，成为中国佛学，这是很有趣的。

三、民族复兴与优秀传统文化
　　关于这个问题，我分三个问题来讲：
　　第一个问题，民族的伟大复兴与优秀传统文化。党的十六大报告一开始，江泽民同志就提到民族伟大复兴，到结尾的时候又讲民族伟大复兴。我统计了一下，谈民族伟大复兴近十次，可见这个问题很重要。孙中山先生作为民主革命先行者讲的是“振兴中华”，民族复兴和这个一脉相承。民族复兴，大致有三种含义：第一，是我们国家要振兴，要现代化。对于中华民族来讲，提民族振兴，非常自然、非常符合逻辑、非常符合历史实际。被外国侵略者压迫了100多年，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提出民族复兴、民族振兴呢？这是共同愿望，现在具体道路已经找到，民族复兴正在逐步地实现，所以提出民族复兴这个口号有深厚的历史根源，又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也是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最合理、最有力的一个战略口号。第二，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和世界其他民族处于平等地位，中华民族历史上曾有100多年与世界其他国家没有平等地位，老是屈辱的，所以1949年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开幕词里，毛泽东讲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意义重大，很重要。第三，要为人类文明多做贡献。有的报刊上讲，什么是民族复兴呢？就是要恢复汉、唐雄风。汉代，中华民族的文明处在世界最前列，唐代也是如此。但是，今天我们的文化复兴，我觉得不是一个恢复汉、唐雄风的问题，把汉朝那些文化全部搬到今天来也不行，搬不来；唐朝那一套文明全都搬来，也不能。所以文化复兴包含这样几个意思：一方面我们要宣传优秀的民族文化，对我们的民族文化不能全盘否定，但是它的不足，它的糟粕，我们也不去宣传它。要发展的，如果不发展、不继承，我们国家要有文化复兴是不可能的，这是基础。第二个方面，我们要向全人类优秀文化学习，对我们有用的，对我们有借鉴意义的，全人类的优秀文明都要学习。怎么学习呢？就在先进文化指导下学习，很明确。先进文化是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们的建设经验、实践经验的一种理化结晶。民族的文化没有发展、没有创新，光抓住我们自己优秀传统文化那么一点，或西方优秀传统文化那么一点，恐怕不够。这一方面有待于努力，创造出和我们时代完全相符的，我们时代的先进文化，这个任务已经提出来了。
　　第二个问题，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问题今天很突出。21世纪，信息科学、生命科学、材料科学的发展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变化，引起观念上有哪些变化，很难预料。我们从少年身上都已经看到，上网为学习提供了很多方便的条件，但是有个担忧，如果引导不好的话，小孩子迷恋于网上游戏、聊天，就有可能引到邪路上去。这个问题究竟怎么解决？2000年8月5日，江泽民同志在北戴河请了几位世界上著名的科学家谈话，谈话的主题就是讲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的发展，提出了很多问题。诸如人自身的尊严问题，克隆人的问题，健康的遗传问题，生态的平衡问题，还有环境的保护问题，还有隐私问题等等。江泽民同志在那次座谈会上就讲，如何区别网上哪些信息是真实的，哪些信息是歪曲的，科技本身难以做到这一点。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究竟和传统文化的关系怎样，值得讨论，不光是价值观念的问题。在西方，20世纪有很多新的伦理学产生了，比如科技伦理、环境伦理、法律伦理，这些都是过去没有的新兴的科学，还没有完全移植过来。这样的情况，我们就不得不联想到，如果青少年对优秀传统文化，特别在做人方面，记住一些内容，记住一些名言，懂得里面一些深刻的道理，上网以后，痴迷的程度就会减少，而且他把做人放在第一位，就会减免网上被欺骗、引诱的危险性。我们中学教材里优秀传统文化的分量很小，有些中学生到外国去读中学，据媒体披露效果并不好。所以面对新的科学技术，我们也要学习，而且力争走在世界前列，其中有一个不可少的东西，我们已经有了几千年在做人方面、研究社会和自然方面已成型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拿来对青年进行教育，让他们多一些理论的武器，更准确地学习世界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做得还不够。在21世纪初，谈我们民族精神和优秀文化，不能不谈到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和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值得研究。
　　第三个问题，经济全球化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这个问题报刊上研究比较多，我国已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西方的出版物、电影、大片等等越来越多。我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有这样的看法：西方大众文化进来了，不要太担心，凭这些东西把中国的青年人完全西化，不大可能，其中有健康的东西，还可以吸收进来，消化成为我们自己文化的内容。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时候，大家也担心开放以后，外面进来一些东西，对我们本土文化冲击很大，那怎么办，经过20年的考验，看来担心是不需要的，另外一种文化完全代替我们中国自己的文化看来是不可能的。到今年即2003年，学界很多朋友在很多座谈会上都有这样一个体会，对世界文化，包含西方文化，我们了解得并不多，对西方，比如美国的政治、经济、哲学了解得还是比较少的。对人类文化了解得越多，有了比较，对本国的民族文化会更加珍惜，在借鉴和研究上会更有深度，更有感情。另外一方面，对本国的主体文化研究得越深，对西方文化越有鉴别力，哪些是健康的，哪些是不健康的，哪些取，哪些舍，越有鉴别力，越能准确地吸收它的优点，弥补自身某些方面的不足。必须要有这个根基，没有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完全向外面学，缺少鉴别力，就可能走一些弯路。在这个问题上，从理论上概括出以上两句话，可能是我们当前搞历史文化的一些学者的共识。21世纪初，我们遇到的这些问题都是过去没有遇到过的。党中央提醒我们要与时俱进，就是说在新的问题、新的情况下怎么看祖国的优秀文化。只有正确对待传统文化，扬长避短，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