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师范大学 庞卓恒
一、什么是“文明”?
什么是“文明”?学术界至今没有明确的一致看法。《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编者看来是认为文明难以定义，干脆不立那个条目。《中国大百科全书》立了文明条目，把文明定义为“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社会进步和人类开化状态的标志”。此类定义大体上是把文明和文化视为同义词。微软公司主编的《恩卡塔电子百科全书》把文明定义为“具有历史和文化统一性的一种社会的发展状态”，这也是突出一种文化或社会的“状态”。在一些学者的实际运用中，文明往往被视为具有某种共同文化特征的族群组成的国家或国家群体，这样的国家或国家群体被视为一个“文明单位”。例如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尔德 ·汤因比，认为世界历史上先后出现过20多个“文明单位”，大部分已经死亡，至今还存在 的只有5个文明，它们是：西方基督教文明，东欧、俄罗斯的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南 亚次大陆的印度文明，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东亚文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也认为文明是一个“文明单位”或“文化单位”，那些单位“被历史、语言、文化、传统，尤其是 被宗教分隔出来”，它可以只在于一个国家，如日本文明，也可能是覆盖若干个具有相同历史文化传统的“亲族国家”。他说：当今的“世界形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七、八种主要文明的互动，它们包括西方、儒家、日本、伊斯兰、印度教、斯拉夫—东正教、拉丁美洲，还可能包括非洲文明等”。
我觉得，对“文明”的上述各种界说和应用含义都有一定道理。例如认为文明是文化的存在 状态，从广义文化——即把文化视为一定的人群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获得的物质和精神成果 (包括生产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等等)的总和来说，是有道理的，而且那种广义文化的主体或承载实体就是一定的族群组成的国家或国家群体。这样也能说明，为什么文明的兴衰总是和国家的兴衰联系在一起。
但是，那些界说和应用含义也都有缺陷，主要是没有确切地指明文化或文明究竟由哪些要素 构成，也没有指明构成文化或文明的各种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更没有指明决定某种文化或文明产生、发展和演变的根本因素是什么，如《恩卡塔电子百科全书》称：“从人类学来看 ，文化是在社会群体中生活的人们学会、创造和共享的行为和思维方式。……一个人群的文化包括他们的信仰、行为准则、语言、仪式、艺术、技术、服饰、食物的生产和烹调方式、 宗教、政治和经济制度。”这种大杂烩式的文化定义在西方文献中十分流行。由此导致的结果，往往是把文化或文明视为静止不变的，而且往往把宗教信仰视为文化或文明的主要特征 ，结果总是引起许多混乱。例如，常见的混乱之一，就是把国家、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单纯归结为“文明”的冲突，尤其单纯归结为宗教信仰或传统价值观念的冲突。
我认为，文明或文化是一定的人群在谋求生存和发展的长时期共同的经济、社会、政治和精 神等领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价值体系，和与之相应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相应的物质和精神的人工制品(器物、制度、习俗和精神领域的符号体系)的总和；其核心是人们从社会实践活动中产生出来、反过来又制约和规范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并决定各种行为方式、思 维方式和人工制品兴废更迭的价值观。
这个定义包含以下三层含义：一是关于“文明”或“文化”的内容及其核心的描述，肯定包 括生产生活方式和与之相应的物质和精神的人工制品，以及作为其核心的价值观体系。这里有明确的层次关系：生产生活方式是基础，物质和精神的人工制品是在生产生活方式基础上 产生的人为产物，价值观体系则是它的核心。二是关于“文明”或“文化”及作为其核心的价值观的产生根源的认定，肯定它是一定的人群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实践活动的产物，因此必 然要随着人们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实践活动和实践能力的发展、演变而相应地发展、演变。三是关于文化特别是作为其核心的价值观的社会作用的认定。这三层含义合起来，包含着我们 对文化的产生、发展及其演变的规律的理解。我们的定义不否认宗教和价值观等等观念文化在形成文明或文化特征上的重要影响，但我们认为归根到底是一定的人群谋求生存和发展的 实践活动和实践能力，以及与之相应的生产生活方式及其演变，最终决定着宗教和价值观等等观念文化的实际内涵的发生、发展和演变。不同的文化或文明主体相互之间的敌友或分合 关系，主要不是取决于宗教或价值观等等观念文化的外观形态的异同，而是取决于一定的人群谋求生存和发展的群体利益，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既包括实际的利益，也包括想像的利益，不过不切合实际的想像的利益最终要被抛弃。
下面我们就以这样的观点来探讨文明兴衰的规律。
二、上古中古九大文明及其兴衰
(一)西亚“两河流域”的苏美尔—阿卡德—巴比伦文明
“两河流域”指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河之间地带，在今伊拉克境内。约公元前4500年 ，在“两河流域”南端开始出现定居村落文明。约公元前3300年，来自今土耳其境内的安纳 托利亚高原的苏美尔人开始在此建立一些小城邦。约公元前2800年，在“两河流域”南端形成统一的苏美尔国家。它屡遭外族入侵和征服。
约公元前2334—前2154年，也就是比中国夏朝略早的时候，来自叙利亚草原的闪米特族系( 闪米特人指西亚北非地区属于闪含语系中的闪语族的各族群，在古代，包括巴比伦人、希伯 来人、亚述人、腓尼基人等族群，在近代，主要指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有时特指犹太人)的 阿卡德人建立阿卡德王朝，逐渐征服整个“两河流域”和邻近地区，它存在百余年后被来自 东北山区的库提人攻灭。此后经历长期纷乱。
到公元前19世纪，闪米特族系的阿摩利人再次统一“两河流域”，建立古巴比伦王国，存在 时间约为公元前1894—前1595年，约300年后遭异族攻灭。此后近1000年间，该地屡经不同族群的统治者征服和统治。
公元前626年，闪米特族系的迦勒底人建立新巴比伦王国，继承发展苏美尔—阿卡德—古巴 比伦文化。公元前538年，新巴比伦遭波斯帝国攻灭，成为后者一个行省。从此结束了苏美尔—阿卡德—古巴比伦文明的独立存在。
公元前331年，希腊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征服巴比伦。公元前4世纪初—前2世纪初，“两河流 域”受马其顿人建立的塞琉西王国统治；公元前2世纪初以后受塞琉西国分裂出来的安息国统治。此后800年间，它成为罗马与安息、波斯之间争夺的战场。
公元642年，阿拉伯人占领“两河流域”，巴格达成为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的首都。其间共经历了616年。
公元1258年，蒙古军队攻陷巴格达，“两河流域”沦入蒙古人建立的伊尔汗国统治100年。
公元1534年，奥斯曼土耳其苏丹占领巴格达，此后300余年间逐渐把“两河流域”置于自己统治之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英国于1917年攻占巴格达，控制“两河流域”，1921年立费萨尔一世为伊拉克国王，但保持对伊拉克的委任统治权。1932年英国放弃委任统治权。1958年废弃君主政体，成立伊拉克共和国。
(二)北非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
公元前4500年前后，在从事灌溉农业的农村公社基础上，开始形成一些被称为“诺姆”的“州”邦。居民为非闪族系的古埃及人。
约公元前3100年形成由“法老”统治的统一国家。此后近3000年间，埃及人经历了31个王朝的统治。其间经历了多次内部分裂割据和外族征服。并立的第15、16王朝是由来自亚洲的游牧族喜克索斯人建立的，第25王朝是由外部入侵的库施人建立的，第27王朝和第31王朝是由入侵的波斯人建立的。到公元前332年，希腊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击败波斯人，接管埃及。从此结束了古埃及文明的独立存在。
公元前305—前30年，埃及为马其顿人建立的托勒密王朝统治。
公元前30年—公元641年，埃及受罗马帝国和由罗马帝国分裂出来的东罗马—拜占廷帝国统治。其中东罗马—拜占廷帝国统治时间为395—641年。
公元642年，埃及被阿拉伯人征服，成为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阿拉伯帝国分裂后成为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
公元1517—1798年，奥斯曼土耳其征服并统治埃及。
公元1798年，拿破仑侵入埃及。1882年英国占领开罗，逐渐在埃及建立殖民统治，到1922年承认埃及独立，为君主立宪制的埃及王国。1953年成立共和国。
(三)发源于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华文明
约公元前5000—前3000年间，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遗址和长江流域的河姆渡、马家浜等遗址都已显示出相当发达的定居村落农业文明的面貌。这可说是东亚的“两河流域”文明的发轫期。这个东亚“两河流域”的面积比西亚“两河流域”大得多，单是其中下游地区就约有200多万平方公里，约当西亚“两河流域”的6倍。夏、商、西周时期，中国已初步形成早期统一国家，到西周鼎盛时期人口已达1300万左右，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疆域最大的文明国 家。殷周文明覆盖的地域已扩及黄河长江中下游。秦汉开始建立起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此后，直到明清，大部分时间保持着国家统一。其间有两次主要由于内部动乱引起的分裂：一 次是三国，从220至265年，共45年；另一次是五代十国，907—960年，共53年。最长的一次 分裂是南北朝，301—589年，主要是晋末内乱遭致北方游牧族大举南进，形成五胡十六国。这次分裂长达88年，但其结果不是像罗马帝国那样导致原有文明国家的灭亡和文明的中断 ，而是以华夏文明为中心的民族大融合和隋唐空前大统一国家的出现。北宋、南宋319年间 ，东北、西北和西南有几个少数民族政权与汉族政权并立，但经过元朝近百年统治，又实现 了一次空前规模的民族大融合，导致了明清时期空前大统一国家的出现。纵观中华5000多年 的古代文明史，有两点与其他五大文明中心截然不同：一是它的物质文明特别是以农为本而且强调整体性协作的基本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它的精神文明，如《周易》以来强调天地人统合协调的宇宙观、西周特别是孔孟以降的民本主义的社会政治观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 人生价值观一直连续不断地发展下来，未曾有过中断；二是它从小到大的扩展主要不是依靠武力对外征服，而主要是外部的游牧或半牧半耕民族内向流徙，并与汉族互相融合或联合的结果。
(四)南亚印度河流域古文明
约公元前2500—前1750年，印度河流域存在过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文明。上述两个遗址可能是两个独立小邦的国都。居民属于原始达罗毗荼人和原始澳语人。两处文明皆于前1750年左右遭毁，或说毁于外族入侵，或说毁于地震、洪水，迄无定见。
约公元前1500年左右，来自中亚的属印欧语系的一支雅利安人进入印度河上游旁遮普地区，征服土著居民，后逐渐扩展到恒河流域和南印度，成为南亚次大陆主要居民。
公元前1500—前900年为印度史上的早期吠陀时代，反映该时代的最古的波罗门教经典《梨俱吠陀》已提到那时的印度社会有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4个等级。公元前900—前600年为印度史上的后期吠陀时代，形成了正式的种姓制度和婆罗门教，出现了一些小邦国。
公元前6—前4世纪为印度史上的列国时代，北印度约有20余个大小邦国。波斯帝国和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帝国先后征服、统治过北印度。公元前6世纪出现了佛教和耆那教。
约公元前321—前187年，北印度第一次出现统一国家，由孔雀王朝统治，倡奉佛教。此后又是列国并立纷争时期。
公元1世纪初大月氏人在中亚建立贵霜国，征服统治印度西北部和恒河上游。
公元4—7世纪300年间，北印度先后出现笈多王朝和戒日王统治下的统一国家。
公元7—8世纪北印度屡遭阿拉伯人入侵。后又遭来自阿富汗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征服者入侵。
公元8—9世纪时，佛教衰落，婆罗门教吸收佛教、耆那教的一些教义，形成印度教，相信因果报因、人生轮回等信条。
公元1206—1526年，来自阿富汗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征服者以德里为国都，建德里苏丹国，统治北印度。
公元1526年，自称蒙古帖木儿后裔的中亚塔什干王公巴布尔攻占德里，建莫卧儿帝国，统治戈达瓦里河以北的印度次大陆广大地域。
英国殖民者于1757年攻占孟加拉，此后逐渐在整个印度次大陆确立殖民统治。1947年获得独立，但划分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1971年，东巴基斯坦成为独立的孟加拉国。
(五)地中海北岸的古希腊—罗马文明
约公元前3000—前1400年，可能来自小亚细亚的非希腊人创造了克里特—爱琴海文明，考古发现有宏伟的“迷宫”、剧场和线形文字等遗迹，但被毁埋于地下2000多年，学术界至今未能判明其毁灭原因。
公元前15世纪，南希腊的迈锡尼等地，出现希腊人建立的一些小城邦，但公元前12世纪时衰落下去，又出现中断。
公元前11—前9世纪，另一支希腊人由北向南来到中南部，创造了“荷马时代”的希腊文化。此后逐渐形成许多小城邦。雅典和斯巴达是其中最强大的两个城邦。但它们的人口，即使把被奴役的外邦人计算在内，也不过四五十万，面积不过数千平方公里。恩格斯认为，雅典城邦的执政官梭伦于公元前594年进行的破坏氏族制度的改革，是希腊世界进入文明时代的
标志。雅典曾实行民主制。但那不是现代西方那种多党竞争的民主制，而是“村民掌权制”。雅典全境最多时有150个村庄，一般每个村庄选出3名代表，组成500人的议会，为雅典最高政权机关，决定一切国家大事。实际上是由最有权势的公民行使最高权力。施行这种民主制的主要目的是把本邦人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在城邦林立、竞争十分激烈的环境中，抗御异
邦的侵逼，并夺取异邦的财富和奴隶，以图强盛。雅典靠这种民主制组成实力雄厚的“公民集体”和以自由农民为基本力量的公民军队，很快富强起来，成为希腊世界的霸主。但奴隶制也跟着盛行起来。奴隶劳动为希腊城邦创造了大量财富，同时又为城邦的衰落埋下了炸弹。享有公民特权的自由民越来越鄙视劳动，习于过不劳而获的生活，沦为掠夺成性的兵痞和政痞，利用自己的公民投票权从政客那里取得小恩小惠，追随政客们争权夺利。在这种情况下，雅典和其他一些希腊城邦的民主制度蜕化成了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都十分厌恶的导致国家混乱的坏制度。内部的混乱和相互争战使希腊城邦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公元前338年， 整个希腊被马其顿国王征服了。到公元前2世纪，后起的罗马又把它兼并了。
罗马文明兴起于意大利半岛，是希腊文明的继承者。希腊人曾在那里建立过一些殖民地。约公元前1000年左右，印欧语系一些部落来此定居。此后逐渐形成一些类似于希腊的城邦。其中，拉丁人建立的罗马城邦，于公元前6世纪形成罗马共和国，凭借其经济和地理优势，于 公元前3世纪征服了意大利半岛和西西里，到公元前1世纪，征服了地中海沿岸大部分地域。也像希腊一样，随着征服带来的大量财富和奴隶制的盛行，内部阶级矛盾激化起来。统治阶级为了便于对内镇压和对外征服，于公元前30年建立“元首政体”代替原来的共和政体，共和国变成了帝国。公元2世纪时，罗马帝国的版图囊括希腊、马其顿、叙利亚、北非、西班 牙、高卢和不列颠，人口约5000万，与当时的汉帝国大体相当。但它在内部奴隶、隶农反抗 和外部蛮族入侵的双重打击下，于公元476年灭亡了。不同支系的日耳曼人在它的废墟上建 起了一系列的蛮族王国。西欧历史从此进入了与古希腊罗马文明割断联系千年之久的中世纪时期。
(六)中南美洲的玛雅—阿兹特克—印加文明
约公元前1000年代后期，玛雅人在今墨西哥东南端的尤卡坦半岛定居。公元3—16世纪是玛 雅文化的繁盛期，在今墨西哥南部、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先后出现100多个玛雅人建立的 村社国家。有的文明中心遗址十分宏伟，有矗立在高达70米的“金字塔”台基上的神庙、天文台、中央城堡、宫室等建筑群。大约9世纪后，一些文明中心可能由于外敌入侵或环境恶化而变成了废墟。16世纪西班牙殖民者征服了玛雅人的国家。
约公元11世纪中叶，另一支印第安部落阿兹特克人来到墨西哥盆地，1325年建今墨西哥城的 前身特诺奇第特兰城，以此为中心，向四周扩展，组成庞大的部落联盟性质的“帝国”，15 世纪时，控制地域达到墨西哥湾和太平洋海岸，人口约600万。公元1519—1521年，西班牙殖民者摧毁了阿兹特克国家。
南美安第斯高原，包括今智利、秘鲁、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部分地区，是美洲古代的另一个文明中心。在秘鲁南部的库斯科西北，考古发现一处约公元前4000年的“马丘比丘”古城遗址，有上千座的庙堂、堡垒和居民点，但未能延续下来。
约公元前8世纪，秘鲁中北部沿海地带出现了灌溉农业文明。
公元13—16世纪，另一支印第安部落印加人以库斯科城为中心创造了印加文化，15世纪形成了印加国家，疆域北起今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边境，南达智利中部，人口约600—1000万。
西班牙殖民者于1533年摧毁了印加国。
(七)中古时期的西方基督教文明
基督教是信奉耶稣为救世主的宗教。“救世主”一词的拉丁文为Christos，希腊文为Christus，汉语音译为基利斯督，简称基督。这一宗教由此被称为基督教。它是从犹太教中一个小教派分离出来，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宗教。
大约公元前15世纪，属于赛姆族系的希伯来人从两河流域来到巴勒斯坦地区。公元前11世纪建立以色列·犹太王国，公元前586年，新巴比伦军队攻陷国都耶路撒冷，数万犹太贵族和工匠被掳掠到巴比伦服苦役。这些沦为异族囚虏的犹太人常常祈求他们的部落保护神耶和华派一个“救世主”来救助他们返回祖国。相传一个名叫以西结的“先知”首先开始在被囚犹太人中传布救世主将临的“好消息”，即“福音”。公元前538年波斯灭新巴比伦，犹太人得以返回家园，建起崇奉耶和华为惟一之神的神庙和神权国家。犹太教至此形成。公元前63年，罗马征服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在罗马统治下，饱尝被压迫剥削之苦，多次起义反抗，遭到残酷镇压，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掠为奴隶，战俘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更多的犹太人被迫流徙他乡。在此过程中，犹太教形成众多的大小教派。其中有一个小教派，相信耶稣是上帝派降人间的救世主，也就是基督。就是这一派到公元1世纪发展成为不同于犹太教的基督教。犹太教认定耶和华就是救世主，不承认耶稣是救世主。并由此引起一系列教义分歧。基督教承认犹太教的《圣经》也是他们的经典，但认为那是上帝与犹太人订的约法，由于犹太人“不恒心守约”，已经陈旧过时了，故称《旧约全书》或《圣经·旧约》；后来上帝给基督徒订立了新的约法，故称《新约全书》或《圣经·新约》。按《圣经·新约》说法，耶稣是上帝为拯救世人而令其降世的独生子，母亲玛利亚为童贞女，感“圣灵”怀孕，分娩于巴勒斯坦的伯利恒。其养父约瑟是木匠。耶稣行善传教，治病救人，能使瘫者行走，盲人复明，聋者复聪，死者复生。他还派十二使徒到各地传播福音。效忠罗马的犹太当局将他拘送罗马总督彼拉多，被钉死于十字架上，三日后复活，预言将再降人间，建立理想的“上帝之国”，随后升天。历史上是否真有耶稣其人，因史料不足，至今无一致看法。他可能是基督教创始者们以某个或几个教派领袖人物为原型，加工渲染而成的神化人物。现行的圣诞日等等都是后人推定的。
基督教脱离犹太教而形成一个独立的宗教，大概始于公元1世纪。它与犹太教的重大区别之一是，坚持上帝的选民并不只限于犹太人，而是包括所有的民族，“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这是因为，早期基督教义中，反抗压迫剥削和要求人人平等的内容相当突出，随着犹太基督徒散徙到各地，他们的宗教在罗马境内外各地各族下层居民中引起广泛的认同，非犹太籍信徒日益增多。正如恩格斯指出，基督教“最初是奴隶和被释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正因为此，帝国当局多次对它进行迫害和镇压。但是情况逐渐发生变化。随着罗马帝国社会危机日益加深，贫富分化日益加剧，许多罗马公民，甚至不少的奴隶主，都陷于破产和绝望境地。当时的情景，如恩格斯所说，“现状不堪忍受，未来也许更加可怕。没有任何出路，悲观绝望……在各阶级中必然有一些人，既然对物质上的解放感到绝望，就去追求精神上的解放来代替，就去追求思想上的安慰”。在这样的背景下，基督教迅速传播开来，而且统治阶级中入教者也日益增多。他们为教会提供资助，凭借自己的社会地位，在教会中的影响日渐增强，使早期基督教由反抗现实的压迫剥削的宗教逐渐变成与现实妥协甚至与罗马当局合作的宗教。罗马皇帝于是也逐渐改变政策，于 313年承认基督教为合法宗教，325年确定它为国教。
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个帝国，西罗马帝国仍以罗马为国都，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廷帝国，以君士坦丁堡为国都。基督教也从此开始分裂为东西两派。东部教会以正宗自居，称为正教或东正教。西部教会称为罗马公教，在我国习称为罗马天主教。
西罗马帝国在“蛮族”(主要是处在野蛮阶段的日耳曼人)的入侵和内部的奴隶、隶农起义双重打击下，于5世纪灭亡。在它的废墟上先后建立起一系列的“蛮族国家”。其中，日后影响最大的有法兰克王国，后来扩张成为查理曼大帝国。帝国建立者查理曼本是法兰克国王，他东征西讨，扩大版图。800年教皇将他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他死后，三个孙子为争夺皇位和地盘而互相开战，于843年签订《凡尔登和约》，将帝国一分为三：东法兰克王国，成为后来的德国的前身；西法兰克王国，成为后来的法国的前身；中法兰克王国，成为后来的意大利的前身。此外，盎格鲁—撒克森从征服英格兰，建立了一些盎格鲁—撒克森王国，后来演变为英格兰王国，此前被另一支游牧族凯尔特人征服的苏格兰、爱尔兰、威尔士等地则形成了以凯尔特族裔为主的一些王国。征服北欧的日耳曼人先后建立了一系列王国，后来形成丹麦、瑞典、挪威等王国。日耳曼族系中的西哥特人建立了西哥特王国，是后来的西班牙、葡萄牙王国的前身。这些“蛮族王国”中，原来罗马居民和文化占优势的地区，如意大利、法兰西、西班牙等地，日耳曼人虽然是征服者，但文化上反而被征服，接受了罗马人的拉丁语，与当地罗马居民逐渐融合，成为拉丁语族群；在其他地区，则形成以日耳曼成分为主的日耳曼语族群。但这两大语族的人们生产生活方式大体上相似，也都先后皈依了基督教，由此形成了具有很大一致性的中世纪西方基督教文明。
到16世纪，随着西北欧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市民——资产阶级逐渐成长起来，产生了反映新兴市民——资产阶级生产生活方式需求的基督新教，与教皇为首的罗马“正教”展开了势不两立的殊死斗争。双方经过一二百年的残酷仇杀和敌视，才逐渐承认相互宽容和信仰自由原则。其中最突出的表现，一是法国国王亨利四世于1598年颁布的“南特敕令”，允许法国新教徒享有广泛的信仰自由。但路易十四1685年撤销“南特敕令”，40多万新教徒被迫流亡异乡。1791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约瑟夫二世颁布敕令，允许新教徒享有一定的信仰自由。19世纪以后，随着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之间的利益冲突由于后者的逐渐消亡而趋于平息，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原则才日渐普遍地成为西方各国公认的原则。中古封建时代的西方基督教文明也完成了向西方资本主义的基督教文明的转型。
但是，基督教这个“文明符号”纽带对西方各国的团聚作用主要是在共同反对非西方国家的时候才显示出来。随着西方各国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相互之间的利害关系由于所处的地缘和自然环境的差异而呈现出日益增大的差别，共同的宗教和历史文化纽带的联系作用日渐遭到破坏。最突出的是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同样信仰基督教的西方各国不但相互之间势不两立地殊死残杀，还分别与信仰各不相同的非西方国家结成同盟，同自己的“基督徒兄弟”对抗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舞台上，这种情况更是屡见不鲜。这再次说明，不能简单地看待“文明”和“文明”之间的冲突，尤其不能把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简单地归结为宗教或价值观之类的文明要素的冲突。
(八)中古时期的阿拉伯和伊斯兰文明
阿拉伯文明于公元6世纪形成于阿拉伯半岛。半岛主要居民是属于闪族族系的“贝都因”人，即“草原游牧人”。只是半岛西端和南边绿洲地带有少量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他们的语言属于“闪含语系闪语族”中的阿拉伯语，统称为阿拉伯人。公元6—7世纪之交，原始公有制趋于解体，贫富分化逐渐加剧。游牧部落之间和贝都因游牧部落与半岛西南红海沿岸一带定居从事农业和工商业的部落之间，仇杀争斗不断。那时埃塞俄比亚人和波斯人又交替入侵，使红海沿岸的工商业遭到严重破坏，更加重了苦难。在反抗外族入侵过程中，阿拉伯人中间开始萌生统一起来一致对外以摆脱苦难的民族意识。恩格斯指出：“阿比西尼亚人的被驱逐大约发生在穆罕默德前四十年间，这是阿拉伯人的民族感觉醒的第一个行动，此外，这种民族感也受到从北方几乎直逼麦加城的波斯人的入侵所激发。”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了一位通过创立统一的宗教促进阿拉伯民族统一的历史人物，那就是穆罕默德。他出生于麦加古莱希部落一个没落贵族家庭，幼年父母双亡，靠叔伯抚养成人，青年时期随伯父经商，到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等地，接触了犹太教和基督教。他吸取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教义，结合阿拉伯原始宗教，逐渐形成自己的宗教思想。相传他常到麦加郊外山洞沉思默想，终于获得“天启”，创立了伊斯兰教。它奉阿拉伯原始宗教的主神之一安拉为惟一真神，自己作为“安拉使者”传授安拉的种种训谕，后来据此编成《古兰经》，意为“读本”。伊斯兰，归顺、驯服之意。归顺服从安拉的人，称为穆斯林，意为顺从者。他要求信徒“信真主独一”，即信安拉为惟一真神；信“安拉的使者和先知”穆罕默德；还要信死后复活和末日审判，因此生前必须行善戒恶，如善待穷人、孤儿、奴仆，不要为富不仁、残杀无辜等等。《古兰经》主张穆斯林一律平等，“众信士皆兄弟”，反对血族仇杀；承认私有制，但反对高利贷和贪婪欺诈；承认多妻制，但允许妇女离婚。它还要求穆斯林承担“圣战”义务，即用战争或和平手段，把真主的光芒传播到世界各地。参加圣战的穆斯林不仅可分得战利品，还能在死后灵魂升天。恩格斯指出：“伊斯兰这种宗教是适合于东方人的，特别是适合于阿拉伯人的，也就是说，一方面适合于从事贸易和手工业的市民，另一方面也适合于贝都因游牧民族。”
穆罕默德于610年开始在麦加城传教，遭到麦加贵族反对。他建起一支圣战队伍，打败麦加贵族，在麦加建立起政教合一的国家。632年他去世时，阿拉伯半岛已初步统一。他去世后，由地位高的信徒从古莱希贵族中推举出继承人，称“哈里发”，意为“先知代理人”。前四任哈里发皆由推举产生。第五任哈里发由出自倭马亚家族的叙利亚总督争夺继任，从此变成了王朝世袭。历任哈里发东征西讨，到8世纪扩张成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阿拉伯帝国始于穆罕默德去世后，伊斯兰政教合一国家第一任哈里发阿布·伯克尔统一阿拉伯半岛后的对外扩张，历经倭马亚王朝和阿拔斯王朝，疆域包括阿拉伯半岛、现今的叙利亚、约旦、以色列、巴勒斯坦、伊拉克、伊朗、中亚、亚美尼亚、埃及、西北非和西班牙，横跨欧亚非三大洲。伊斯兰教随着圣战者的足迹传遍帝国各地。它大力继承古代巴比伦、埃及和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在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许多领域都有重要成就。阿拉伯帝国名义上存在了600多年，但实际上它的强盛时期主要是6世纪中叶到9世纪中叶这300年间。早自9世纪中叶，许多行省的总督和地方将领已开始建立独立的王朝和本地政权，帝国已开始解体。
龟缩在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末代哈里发于1258年被蒙古征灭。蒙古征服者建立伊尔汗国统治中亚、西亚地区。伊尔汗国在内乱和分裂中衰亡。此后，15、16世纪时，原属阿拉伯帝国的主要地区被后起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征服。但伊斯兰教在各地保存下来。继阿拉伯帝国之后兴起的蒙古帝国的伊尔汗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从中亚征服统治印度的德里苏丹国和莫卧儿帝国，都以伊斯兰教为国教，更使它从西亚、中亚、北非传播到巴尔干半岛、东欧、南亚，又通过经商、移民等途径，传播到中国和东南亚许多国家，近现代以来还传到欧美一些国家，成为信徒人数仅次于基督教的世界性宗教。因此，阿拉伯文明又被称为阿拉伯—伊斯兰文明。
自从阿拉伯帝国解体以后，各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逐渐有了独自特有的国家利益，非阿拉伯族系的伊斯兰国家也各有其独自特有的国家利益。这些国家在18、19世纪都先后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大都是直到20世纪中叶以后才先后取得民族独立。此后各阿拉伯国家和非阿拉伯族系的伊斯兰国家各自按照自己所处的历史环境、地缘政治环境和自然条件选择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和模式，有的实行君主制或君主立宪制，有的实行共和制，有的实行政教分离体制，有的实行政教合一体制。但各阿拉伯国家在国际关系中仍然存在着一些共同利益，在这些共同利益范围内，而且只是在这些共同利益范围内，阿拉伯的共同族源和共同的历史文化联系，才成为维护这些共同利益的文化符号或文明纽带，超出这些共同利益范围，那种文化符号或文明纽带就失去作用。如今，阿拉伯联盟就是维护阿拉伯国家共同利益的文化符号或文明纽带的具体体现。同样，各个阿拉伯和非阿拉伯族系的伊斯兰国家之间在各自拥有自己独特利益的同时，在国际舞台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共同利益，反对共同的对立面。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共同的历史文化联系也成为维护这些共同利益的文化符号或文明纽带，但超出这些共同利益范围，那种文化符号或文明纽带就失去作用。如今，伊斯兰国家政府间会议就是以伊斯兰教作为维护这些共同利益的文化符号或文明纽带的具体体现。此外，在阿拉伯国家和非阿拉伯族系的伊斯兰国家的不同的阶级或阶层中间，也因为在各国现代化进程中有不同的遭遇，遭遇和利害关系相似的阶层也会运用相同的族源或宗教纽带互相连接起来维护自己的共同利益，反对共同的敌人。但是，所有这一切现象都不能简单地、整个地按共同的族源或宗教归结为“文明之间的冲突”。因为族源或宗教之类的文化纽带只是在共同的特定现实利益范围之内才能发挥纽带作用。
(九)俄罗斯、东欧的斯拉夫东正教文明
斯拉夫人也是属于古印欧族系，最初生息于今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境内的第聂伯河以西，今波兰境内的维斯瓦河以东的东欧大草原地带，以游牧为主。以后不断迁徙，逐渐形成东部斯拉夫、西部斯拉夫、南部斯拉夫三大族群集团。其中，东部斯拉夫包括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西部斯拉夫包括波兰人、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等，南部斯拉夫包括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等。每个族群集团又分别形成了若干个独立的国家。它们的共同点是，语言都属于印欧语系的斯拉夫语族，都皈依了从拜占庭帝国传来的东正教，因此被称为斯拉夫东正教文明。但是，由于各斯拉夫国家所处的地缘和自然环境差异很大，使得彼此之间的利害关系差异也很大，由此决定，共同的语源、族源和宗教作为它们之间的共同的“文明符号”纽带的连接作用一直比较脆弱。尤其是今天，大多数斯拉夫国家都力图加入经济、军事和文化实力更强大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盟，独特的斯拉夫东正教文明特性似乎在趋于完全消失之中。这再次证明，物质经济生活和物质利益是决定文明特征及其演变的决定性因素。
纵观以上九大文明，其中前面六大文明诞生于上古时期，其中只有中华文明经过重重的曲折和转型，延续到了现在，而且正经历着举世瞩目的伟大复兴。其他五大文明都在外族征服过程中中断，或几近中断许久之后再重新延续。后面列举的三大文明都是公元6、7世纪以后形成的中世纪文明，在向近代文明转型过程中，各自经历着不同的遭遇。阿拉伯和伊斯兰文明各国先后沦为西方列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20世纪先后争得独立以后，沿着不同的道路和模式向着现代化目标迈进，原有的文明特征正经历着巨大的改组和重建过程。斯拉夫东正教文明在沙皇俄国和苏联极盛时期曾经焕发过灿烂光彩，但现在也处在艰巨的改组和重建时期。惟有西方基督教文明在向近代文明转型过程中首先走上了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如今似乎成了惟一的强势文明。但它本身也正经历着巨大的改组和重建。兴衰历程差异如此之大，其中有没有共同的规律?如果有，又是什么样的规律?这些问题我们留待后面探讨。
二、西方学者对近代以来大国兴衰及其原因的探讨，以及对21世纪前景的预测古今中外的著名思想家和政治家都十分重视总结历史上文明或大国兴衰的经验教训，其目的有的是为了避免本国重蹈覆辙，并求取长盛不衰之道；有的则是鉴于大国争霸给人类带来无穷灾难，力图探求怎样消除大国争霸的根源。在这两种情况下，对历史的追寻都同时包含着对未来的预期。20世纪后半叶作此类探求的人们似乎较以往更多一些。也许这是因为这个时期大国争霸空前激烈，引起了人们强烈关注的缘故。限于篇幅，以下我们仅就四个事例做一些考察。
(一)汤因比和池田大作的探讨和预测
1974年，85岁高龄的著名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尔德·汤因比与日本著名政治家、公明党创建人池田大作就人类历史的命运和前景问题在伦敦进行了长达10天的漫长讨论，讨论记录后来被整理成书，先后出版了英、法、德、西、日、中等文本。中译本书名为《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出版。该书是两位作者数十年研究和思考心得的一次集中表达。尤其是汤因比，他的主要巨著《历史研究》长达12卷，专门论述世界文明兴衰规律。他认为每一个人类“文明”都像一个个生物体一样，都必然要依次经历“生老病死的周期”。似乎这个“定律”就是决定各文明兴起和衰亡的最终原因。他由此预言，现存的西方文明也必然像古老的埃及、巴比伦和希腊、罗马文明一样，由于具有某些特殊品质，有可能死而复生，或衰而复兴。在与池田的对话中，他进一步发挥了这些观点。对话表明，他与池田有许多共识，也有重大分歧。他们一致认为，当时的世界是美苏争霸的两极世界，但中国已作为第三大国崛起，而且池田还说：“一般地说，世界是由美、中、苏三国的三极结构形成的。而中国声明它不作像美苏那样的‘超级大国’。然而中国在传统的文化上，其影响力是无法估量的。”他们还一致认为，当时世界不仅是两极、三极，还同时存在着多极化趋势：除了美、苏、中，西德和日本已是经济大国。他们还一致认为，大国之间的斗争虽然总是打着宗教的或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冲突的旗帜，但“历来都是为了国家利益和野心而斗争”，意识形态只是掩盖斗争真相的“假面具”。他们还一致认为，在21世纪，人类可能走向一个统一的世界，最终结束大国的争夺。在这方面，汤因比反复强调，东亚，特别是中国，有可能成为促进世界和平统一的主轴。他说：“我所预见的和平统一，一定是以地理和文化主轴为中心，不断结晶扩大起来的。我预感到这个主轴不在美国、欧洲和苏联，而是在东亚。由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组成的东亚，拥有众多的人口。这些民族的活力、勤奋、勇气、聪明，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毫不逊色。无论从地理上看，从具有中国文化和佛教这一共同遗产来看，或者从对外来近代西欧文明不得不妥协这一共同课题来看，他们都是连结在一条纽带上的。并且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中国人和东亚各民族合作，在被人们认为是不可缺少和不可避免的人类统一过程中，可能要发挥主导作用，其理由就在这里。”“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 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池田对此有不同看法，他说：“从两千年来保持统一的历史经验来看，中国有资格成为实现统一世界的新主轴”，但是他认为中国历史上的统一主要还是靠军事力量和中央集权的强制性力量来实现的，而这是不适合于当今的世界统一要求的。池田认为，“今后世界统一应走的方向，不是像中国那样采取中央集权的作 法，可能是要采取各国以平等的立场和资格进行协商这种联合的方式。从这种意义上说，与其说哪里是中心，不如说哪里表现出先锋模范作用。我个人认为欧洲共同体的尝试，大概能 成为这样的一个楷模。”他们两位，一个是西方人，强调世界的统一要求助于东亚、特别是中国的仁爱和协作精神；一个是东方人，强调未来世界的统一应以欧共体的平等协商精神为楷模。他们之间的分歧很值得思考。
(二)保罗·肯尼迪的探讨和预测
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1987年发表的《大国的兴衰》一书，探寻了1500年以来一些大国兴衰的历史轨迹及其兴衰原因。
保罗·肯尼迪首先指出，1500年前后世界形势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明代的中国、奥斯曼帝国、印度的莫卧儿帝国、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等东方“权势中心”逐渐衰落下去，而西欧、中欧一些国家先后兴盛起来，出现一系列强国争雄局面。他对明代中国走向衰落之前的盛况作了以下描述：“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化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它有众多的人口，有灿烂的文化，有特别肥沃的土壤，以及从11世纪起就由一个杰出的运河系统联结起来的、有灌溉之利的平原，并且有受到孔学良好教育的官吏治理的、统一的、等级制的行政机构，这些使中国社会富于经验，具有一种凝聚力，使外国来访者羡慕不已。”那么，后来为什么衰落了呢?他认为，“关键因素纯粹是信奉孔子学说的官吏们的保守性，……所有重要官吏都关心维护和恢复过去，而不是创造基于海外扩张和贸易的更光辉的未来。根据孔子学说的行为准则，战争是一种可悲的活动，而军队只有在担心发生蛮族入侵或内乱时才有必要。”至于东方帝国由盛转衰的一般原因，他认为主要是由于“它们都深受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后果之害。这些中央集权制政府都要求其国民统一信仰和实践，不仅要信仰一个官方国教，而且在商业活动和武器发展等领域都是如此”。他的这些因果推论十分肤浅。拿“孔学的保守性”来说，为什么孔学在此前1000多年没有导致中国落后，而到16世纪以后就使中国落后了呢?是不是一定要对外扩张，甚至不惜发动战争，才能强盛呢?再说“中央集权制”，为什么它在此以前也没有导致那些东方帝国衰落，而西方几个大国又恰恰是伴随着中央集权制的建立才强盛起来呢?
1500年以后西方大国的兴衰，保罗·肯尼迪的论述主要涉及到以下一些大国互争雄长和兴衰沉浮的历史轨迹：
1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帝国。从16世纪开始，这个王族的成员通过王室联姻和宗教联盟，先后统治过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王国、奥匈帝国和一些小王国、公国，曾是欧洲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角色。但后来随着奥匈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和解体，哈布斯堡统治权力终结了。
21660—1815年间，法、英、俄、奥和普鲁士五强争雄，其中，法国在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统治时几乎成为欧洲霸主，但很快就被其他大国结成的反法联盟挫败。
319世纪，英国凭借其18世纪后期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优势，既称雄欧洲，又在世界各大洲广建殖民地，成为最大的殖民帝国。但欧洲本身的政治舞台仍由几个大国在互相竞争和妥协中保持着某种均势。而远离欧洲纷争舞台的美国和沙皇俄国，加紧在本地区扩张，逐渐成为新崛起的大国。
420世纪初，各大国争夺势力范围和殖民地的斗争空前激烈，逐渐形成以英、法、俄为一方和德、奥为另一方的两大争夺集团，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从1914年到1918年，经过4年的战争，以德、奥为首的同盟国先后投降，以英、法等国为首的协约国取得胜利。共有33个国家、15亿以上的人口卷入此次战争。战争导致2000万人死亡，2000多万人伤残。战争的灾难在德国引发了推翻君主制度的民主革命，在俄国引发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520世纪30年代，各大国争夺势力范围和殖民地的斗争再次激化，形成了以德、意、日为轴心的法西斯侵略集团和与之对立的英、法等国组成的集团，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侵略者1931年侵占我国东北，1937年7月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9年9月德国进攻波兰，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至此全面爆发。1941年6月，德国进攻苏联，苏德战争开始。
同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英、美对日宣战。至此，各大国全都卷入了战争。法西斯国家逐渐处于劣势。1943年9月，意大利投降。1945年5月2日，苏军攻克柏林。5月8日，德国投降。同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15日，日本投降，9月2日签投降书。先后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20亿以上的人口卷入此次大战。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为惨烈，但也使帝国主义势力和资本主义制度受到了更沉重的打击，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人民力量空前增强，导致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和欧洲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旧殖民体系的彻底瓦解和整个第三世界的崛起。
620世纪60年代，形成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的冷战格局，突出表现为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两大军事集团的对峙。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估计，到1986年，美国拥有的核弹头大约为10174个，苏联大约拥有9987个，似乎旗鼓相当。但是，到80年代后期，苏联经济的虚弱本质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以致它与美国的军备竞赛也日益捉襟见肘，难以继续支撑下去，而且在制空、制海领域已经露出了明显的劣势。加之共产党内从上到下自由化泛滥成灾，政治涣散如一盘散沙，民族关系紧张到极点，与东欧邻国之间的盟约关系也濒于解体。终于，到1989年和1990年，先后发生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历史剧变，与北约对峙了30多年的华沙条约集团瓦解了。称雄世界70年的苏联，一夜之间从地球上消失了。从此，美国成了惟一的超级大国，世界成了美国主宰的单极世界。
保罗·肯尼迪还对大国兴衰原因作了分析。他不像汤因比那样，把国家或“文明”兴衰原因笼统地归结为某种宿命论式的“定律”，而是力图进行经验的、实证性的分析。他强调经济状况是决定大国兴衰的一个基本因素：“从长远看在每个大国经济的兴衰与其作为一个军事大国(或世界性帝国)的兴衰之间，有一种显而易见的联系”；“世界军事力量的所有重大变化，都是随着生产力对比的变化而变更的，而且，国际体系中各帝国和国家的兴衰同主要大国战争的结局是一致的，在这些战争中胜利通常是属于拥有最雄厚的物质资源的一方”。他认为，当政者如果能够明智地使自己的政治和军事目标与国家拥有的经济实力相协调，就能使国家保持强盛；如果把过多的经济资源用于国防和军事目标，或承担过多的军事义务，“帝国战线过长”，以致损害了经济，甚至哪怕只是经济增长速度落后于竞争对手，都必然要衰落。这些观点可以说是他对大国兴衰的基本教训的总结。
保罗·肯尼迪根据他的这些认识对21世纪的前景作了预测。他说：“因此，当世界迈入21世纪的时候，世界大部分国家所追求的伟业具有三重性：为国家利益提供军事安全或者可供选择的可行的安全；满足老百姓的经济需求；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其中最后一项，无论对于提供当前所需的大炮和黄油这个积极的目的，还是对于防止相对的经济下降以免损害人民未来的军事与经济安全这个消极目的，都是必不可少的。”这实际上就是他总结近500年来大国兴衰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其根本要点就是认为，大国要想长盛不衰，首先必须保证经济持续增长，而且增长速度必须高于竞争对手；在此前提下还必须在“大炮”和“黄油”之间保持平衡，也就是在满足防务需求和人民生活需求之间保持平衡。他用自己的这些理论对21世纪的前景作了预测。不过，他不像汤因比和池田大作去作“走向一个世界”那样的长期趋势预测，而只限于预测到2020年左右的形势。他认为这段时期主要有中、日、苏、欧、美“五个力量中心”互相较量，而各自的处境和面临的问题互不相同，把它们分别称为“左右逢源的中国”、“进退维谷的日本”、“矛盾重重的苏联”、“得失并存的西欧”和“相对衰落的美国”。关于中国，肯尼迪说，它“既是大国中最穷的，同时可能也是战略地位最差的”，但是“它的现领导看来正在推行一种大战略。这个大战略在连续性和向前看方面，比莫斯科、华盛顿和东京的战略都强，更不用说西欧的了”。他特别提到中国保持经济高速增长，有效地提高了军队的装备现代化水平，成为在国际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力量。关于“中国在当前和将来的国际体系中”的地位，肯尼迪引用了著名评论家乔纳森·波拉克的话加以描述：“尽管它的弱点显而易见，但它从未对莫斯科或华盛顿表现出圆通或屈从。… …由于所有这一切，中国在国际上享有独特的地位。……其实，凭中国的分量，它在一定意 义上应被看作是候补超级大国——并非仿效苏联或美国的那种超级大国，而是反映北京在全球政治中的独特地位的那种超级大国。”关于日本，肯尼迪认为，由于它的经济奇迹主要是 靠着美国核保护伞节省了巨额防务费用以及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为它的出口产品大开绿灯造成的，而这两个有利条件都在发生变化。大规模出口既受到东亚竞争，又受到美欧抵制。不 过，日本在高科技领域有雄厚的基础，日本的希望在于发展这方面的优势。关于西欧，肯尼迪指出，单就当时欧共体国家国民生产总值来看，有些年份已经与美国相当，经济和军事力 量合起来都明显超过苏联、日本和中国。但西欧在短期内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实体，领导权力的竞争和社会党与保守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使它拥有的经济和军事潜力难以作为一个 统一的力量发挥出来。关于苏联，肯尼迪指出，它的农业一直薄弱，以致这个沙俄时代的粮食净出口国现在每年需进口数百万吨粮食；工农业都受到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严重束缚， 效率极低；根深蒂固的制度保证的党政官员的特权地位，使整个党政官员阶层极为保守，拒绝任何改革创新；根深蒂固的帝国扩张传统使决策层总是奉行大炮先于黄油、先于保证经济 增长的投资的方针；在苏联内部，俄罗斯人与其他加盟共和国之间关系紧张；在华约内部，苏联与其他盟国关系紧张；在华约之外，苏联与美、欧、中、日关系都紧张，总之，它面临 重重矛盾。不过，肯尼迪认为，若不在战争中被打败，它不会“自动退回本国境内”。关于美国，肯尼迪认为，面对其他几个力量中心的竞争，美国已经处于“相对衰落”的处境，“尽管就目前来讲美国在经济上甚至军事上仍是天下无匹，但它迟早逃脱不了两种重大考验，这两种考验是：在军事或战略领域，该大国能否在其预期的国防需求和它所拥有的履行所承担义务的手段之间保持适度的平衡。同这一点密切相关的是，面对不断变化的全球生产格局，该大国能否在相对的衰落中保持其实力的经济和技术基础”。关于前一考验，肯尼迪认为美国实际上已经处于与1600年前后的西班牙帝国或1900年前后的不列颠帝国相似的帝国战线过长的险境，而且还面临着卷入核战争、遭到核毁灭的危险；关于后一考验，他认为美国也 面临着丧失高科技和经济优势的危险。但是，像对其他四个“力量中心”的考察一样，他对美国到2020年会处于什么状况，只是指出多种可能性，不做具体预测。对“五个力量中心”的前途，他只限于笼统地说：“它们的航行顺利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华盛顿、莫斯科、东京、北京和西欧各国首都的政府领导人的智慧。”不过，他毕竟还是作出了一项比较 具体的预测：“世界的两极性可能逐渐减弱。”也就是说，多级化趋势要加强。
(三)沃勒斯坦的探讨和预测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事例：美国著名学者、“现代世界体系论”创立者、曾任国际社会学会主席的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怎样看待“霸权国家”的兴衰和21世纪的前景。
沃勒斯坦认为，近代以来的霸权国家就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居于支配地位的国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从16世纪诞生之时起，就由中心区、边缘区和半边缘区这样的三极结构组成，中心区利用边缘区提供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生产工业品，向边缘区销售，赚取剩余价值，并控制世界体系中的金融和贸易市场的运转；边缘区除了向中心区提供原材料、初级产品和廉价劳动力以外，还提供销售市场；双方的贸易是不平等的，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半边缘区介于两者之间，对中心区部分地充当边缘区角色，对边缘区部分地充当中心区角色；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心区、边缘区和半边缘区角色会发生变化，所在地理位置会转移；处于各时期中心区地位的各国，就是当时的强国；各强国中往往会出现一个实力超过其他中心区国家的最强者，就是当时的霸权国；它之所以拥有霸权，首先是由于在生产领域有更高的效率，由此带来在世界市场竞争中的销售优势，进而带来在世界金融市场上的压倒优势；“某一中心国家实际上只是在很短的时刻内可以同时在生产、销售和金融方面优于所有其他中心强国。这种暂时的顶点就是我们所称的霸权”；“同样，优势的丧失似乎也是同样的顺序”；“问题在于，霸权是短暂的。一个国家一旦成为真正的霸权国，它也就开始衰落”；16世纪的霸权国是荷兰，17、18世纪被英国取而代之，19世纪以后随着中心区从西欧扩大到北美，英国霸权地位逐渐失落，到20世纪中叶，美国成为霸权国；由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始终充满压迫、剥削和不平等，由此引起复杂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最终势必导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灭亡，一个效率更高、收入分配制度更合理的世界体系必将取而代之，那个体系可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世界政府”。这是沃勒斯坦1974年的预测。1997年，沃勒斯坦在为他的《现代世界体系》中译本写的序言中，再次作了预测，认为21世纪中叶可能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终结之时。他写道：“当21世纪中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让位于后继的体系时，我们将看看这后继体系是否会更平等。我们不能预测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系，但能通过我们目前的政治和道德的活动影响其结果”；他还特别写道：“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将会在决定人类共同命运中起重大的作用。”
(四)亨廷顿的探讨和预测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号称当代美国政治学和外交政策权威的塞缪尔·亨廷顿怎样看待当代国际舞台上的大国竞争和21世纪的前景。
亨廷顿在美国学术思想界和政界颇有影响。他自50年代起任教于哈佛大学，现为该校伊顿讲座教授和奥林战略研究所所长兼哈佛国际与地区研究学会主席、美国政治学会会长。他还经常参与美国政府在军事、外交等方面的顾问和决策咨询工作，曾任卡特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安全计划顾问。1993年，他在美国《外交》季刊夏季号发表题为《文明冲突?》一文，提出 “世界文明冲突论”，在国际上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该文是亨廷顿作为哈佛奥林战略研究所 所长，就一项题为“转变中的环境及美国的国家利益”的研究课题而撰写的研究报告，具有为美国政府提供决策参考的性质。该文大意是说，在1793年法国大革命建立民族国家之前的 一段时期，国际冲突主要是君主之间争夺领土和势力的战争；1793年到二战结束这段时期的 国际冲突，主要是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由此引发的战争；二战以后到苏联解体这段时 期的国际冲突，主要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和由此引起的冷战；苏联解体后的国际冲突就变成了世界各大文明之间的冲突。他对“文明”的界定，大体上袭用了汤 因比的理论，认为文明是一个“文化单位”，那些单位“被历史、语言、文化、传统，尤其是被宗教分隔出来”，它可以只存在于一个国家，如日本文明，也可能覆盖若干个具有相同 历史文化传统的“亲族国家”。他说：当今的“世界形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七、八种主要文明的互动，它们包括西方、儒家、日本、伊斯兰、印度教、斯拉夫—东正教、拉丁美洲等文 明，可能还包括非洲文明”。亨氏还认为，当今的世界文明冲突，归根到底是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原因在于“不同的文明对上帝与人、个体与群体、公民与国家、父母 与子女、丈夫与妻子的种种关系有不同的观点，而对权利与责任、自由与权威、平等与阶级的相对重要性也有迥然不同的看法”。应该说，这些论说尽管颇多牵强之处，也并非毫无道 理。问题在于，既然仅仅是“观点”、“看法”不同，为什么就会发生“最持久、最暴虐”的冲突呢?如果一方不是出于别的目的而要强迫另一方接受自己的“观点”、“看法”，不 就可以相安无事了吗?
亨廷顿反复强调，“未来世界政治的主轴很可能是‘西方与非西方的矛盾’”。在非西方文明这一方，他特别强调“儒家—伊斯兰的联合”的危险性。为此，他设想了一套“西方对抗非西方”的战略，主要内容就是西方怎样对抗所谓“儒家—伊斯兰的联合”的战略归结起来一句话，就是要建立一个孤立和遏制中国的国际统一战线。
亨廷顿的文章发表后，遭到国际上许多学者的猛烈批评。人们指出，他的观点只不过是美国中心论和美国霸权主义的反映，说不上有什么科学依据。大概是为了缓和人们的批评，1996年他在美国《外交》杂志11—12月号上再次发表文章，题为《西方文明：是特有的，不是普遍适用的》。应当说，该文确实阐述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他一开篇就承认，“……宣扬西方文化就是、也应当是全世界的文化这样一种观点……是错误的、傲慢的和危险的”。他还指出：“西方——特别总是喜欢自己思想的美国——认为，非西方的人民应该接受民主、自由市场、有限的政府、政教分离、人权、个人主义、法制这些西方的价值观，并且应该在他 们的制度中体现这些价值观。但在非西方文化中，对这些价值观的基本态度轻则是怀疑，重则是强烈反对。西方认为是有普遍性的，在别地看来则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西方文化普遍适用论的必然结果”；“如果认真分析起来，那种认为非西方人民应该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制度和文化的看法具有不道德的含义”；“企图把西方的意志强加给其他社会的任何 尝试都同主张自决和民主的西方价值观相悖”；“随着西方力量的衰降，西方价值观和文化的吸引力也减弱了，因此，西方必须使自己适应它的将其价值观强加给非西方社会的能力不 断衰退这一现实”。应该说，这些论述是比较符合现实世界的实情的。亨廷顿还承认：“现代化和经济发展既不需要、也不会造成西方化，相反，它们将促进本国文化的复兴。”但他接着就说：“在非西方社会中，这种复兴几乎必然会表现出一种反西方的倾向。在某些情况 下，抵制西方文化是因为它能起颠覆作用，在另一些情况下，因为它是颓废的文化。”这里的问题在于，如果西方没有人强迫非西方国家接受西方文化中那些“能起颠覆作用”的或“颓废的”东西，或通过干涉别国内政的途径去渗透和灌输那些东西，非西方国家怎么就“必然会表现出一种反西方的倾向”呢?原来，他还继续坚持着“非西方文明”“必然”要与“西方文明”发生“冲突”的观点，因此，他在该文中也没有忘记指责“非西方国家，特别是中国，试图积极利用”西方国家之间的分歧，“并且挑动一个西方国家反对另一个西方国家”，因此，他继续主张，必须维护西方国家的团结，而“这个责任不言而喻地落在了最强大的西方国家——美利坚合众国的肩上”。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仍然是西方文明优越论和美国中心论。
同年，亨廷顿把他的基本观点扩大成为一本书，名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 97年，他为该书的中译本写了一篇序，特地向中国读者解释他的基本观点并不是要挑起中美冲突，而是为了促进中美对话。他说：“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 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那些最大的文明也拥有世界上的主要权力，它们的领导国家或是核心国家——美国、欧洲联盟、中国、俄罗斯、日本和印度，将来可能还有巴西和南非，或许再加上某个伊斯兰国家，将是世界舞台的主要活动者。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上，任何国家之 间的关系都没有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那样至关重要。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的10年或20年中 仍以现在的速度发展，那么中国将有能力重建其1842年以前在东亚的霸权地位。另一方面， 美国一贯反对由另一个强国来主宰欧洲或东亚，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况发生，美国在本世纪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冷战。因此未来的世界和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协调他们各自的利益及避免紧张状态和对抗升级为更为激烈的冲突甚至暴力冲突的能 力，而这些紧张状态和对抗将不可避免地存在”。他反复讲，他的文章和书“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正为了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达到避免冲突升级的目的。2001年初，亨廷顿接受媒体采访时，谈了他对5年以后的世界形势的预测：“欧盟和中国将是主角。在正常情况下，俄罗斯将东山再起，印度可能会崛起成为一个有影响的角色。长期趋势无疑是朝着这几个大国的力量进一步平衡、美国优势下降的方向发展。美国的相对实力将逐渐削弱。美国不再有掌管整个世界的意愿，整个世界也将越来越不能容忍美国的这种图谋。”把他这些观点与他1993年的观点相比，可以看到这位美国外交政策专家在这7年间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
以上4个事例，涉及到5位知名人物对大国兴衰原因、教训的总结和对21世纪前景的预测。他们的思考和论证角度各不相同，见解也各有独到之处，富有启发力。但是无庸讳言，他们的论证都存在着一个突出的缺陷：无论是对大国兴衰原因和教训的总结，还是对21世纪前景的预测，都没有从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去思考和论证。例如汤因比，把“文明”或国家的兴衰原因，仅仅归结为抽象的类似生物体的生老病死周期规律，显然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汤因比和池田大作都预言21世纪人类将“走向一个世界”，但都未能从人类历史根本规律上阐明走向一个世界的根本原因和条件。保罗·肯尼迪指出了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经济、技术优势是保证大国兴盛的根本条件，这无疑是十分精辟的。他进而把能否在“大炮”、“黄油”和“保证增长的投资”三者之间保持平衡视为能否保持长盛不衰的条件，也还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这里对“大炮”和“黄油”的关系已经留下了模糊点：使用“大炮”来保护本国人民自己的“黄油”呢，还是用它去强取别人的“黄油”呢?再进一步，他把能否保持三者平衡的关键因素归结为决策者是否明智，这就十分肤浅了。当今世界各国的领导人中，其智力还理解不到保持那三者之间的平衡的重要性者，恐怕不多。问题在于，决策层自身的主观条件和他们面临的客观条件是否能够允许他们去保持三者的平衡。例如，如果决策层自身就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或其利益的代表者，就不可能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去实现三者之间的平衡；或者即使决策层自身不是特殊利益集团或其利益的代表者，但面临着庞大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抵制，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即使想要保持三者之间的平衡，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国家一旦陷入此种处境，那就必衰无疑了。沃勒斯坦也是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视为保持中心区强国和霸权国地位的关键，这方面与保罗·肯尼迪看法相近，但他也没有阐明怎样才能取得或保持经济优势。他指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必然因其充满压迫、剥削和阶级斗争而走向解体，必然被更有效率和“收入分配制度”更合理的新的世界体系所取代，是很正确的，但他也没有从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阐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解体和取代它的新的世界体系的诞生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因此他所作的21世纪中叶即将出现新旧体系更迭的预测，也显得空泛无力。
亨廷顿借用汤因比的“文明”理论，但避而不谈“文明兴衰”的原因，而着重谈不同文明之间发生冲突的必然性。可是，当他论及冲突根源时，又说“不同文明国家和集团之间的冲突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总是产生集团之间冲突的东西：对人民、领土、财富、资源和相对权力的控制，也就是相对于另一个集团对自己所能做的而言，将自己的价值、文化和体制强加于另一集团的能力”；他还说：“憎恨是人之常情。为了确定自我和找到动力，人们需要敌人：商业上的竞争者、取得成功的对手、政治上的反对派。对那些与自己不同并有能力伤害自己的人，人们自然地抱有不信任，并把他们视为威胁。”可见，他还是不得不承认实际的冲突根源是“对人民、领土、财富、资源和相对权力的控制”，是一个集团要“将自己的价值、文化和体制强加于另一集团”，或把另一集团视为“对自己的威胁”，并不是“文明”的差异本身就是冲突的根源。亨廷顿由于没有阐明文明兴衰的根本原因，所以他所作的美国将走向衰落、世界将越来越走向多极化等预测，即使看来颇有新意，也还是空泛无力。
四、从唯物史观看世界文明和大国兴衰的根本规律和前景
唯物史观揭示的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表明，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自然也就是保证文明或国家兴盛的根本因素。无论从上古、中古的历史上看，还是从近现代历史上看，最终是生产能力的消长决定着一个文明或国家的兴衰。因此，保罗·肯尼迪和沃 勒斯坦都把是否拥有或保持经济优势视为是否能够保持兴盛的根本条件，是很正确的。但是，怎样才能保证生产力顺利发展呢?他们都没有作出明确回答。唯物史观提供了科学的答案。它指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劳动阶级，是广大人民群众，因此，是否能够保证劳动阶级、广大人民群众在日常生产生活过程中怀有满意感，怀有创造新的生活境界的积极 性、主动性、创造性和信心，而不是满怀愁怨，充满悲观甚至失望的情绪，是决定一个国家国民生产力能否健康发展的根本因素。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我们都看到，凡是比较兴盛的国家，那里的人民大众大都在不同程度上对自己的生活怀有满意感，怀有创造新的生活境界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和信心；而当我们看到哪里的人民大众对生活满怀愁怨， 充满悲观甚至失望的情绪时，哪个国家就必定是衰落的，或者必定很快就要衰落。有的国家的统治者能够使用一些非常手段激起本国人民在一定时期里产生对新的生活的憧憬和激情，暂时赢得人民的拥戴，由此也能使国家呈现出兴盛的外貌，但是一旦那些非常手段带来的效果表明不能持久，那兴盛的外貌很快就会消逝。例如，历史上和现实中都有一些统治者用“ 大炮”从外部强取权益，给本国人民造成一种虚幻的“强盛”前景，也能够在一定时期内赢得大众的热烈拥戴，使国家呈现出似乎真正强盛的外貌。但是，那样的好景绝不可能长久。 一是因为伤害外国人民的“大炮”必然引起受害者的强烈反抗，二是因为那“大炮”必然要最终损害本国经济，威胁到本国人民的“黄油”。无论是古希腊、罗马的兴衰，阿拉伯、蒙古、奥斯曼土耳其等大帝国的兴衰，还是近现代大英帝国和德、日法西斯帝国的兴衰，以至前超级大国苏联的兴衰，都说明了这个真理。
根据唯物史观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我们可以对21世纪的前景作出以下预测：
(一)世界必将越来越走向多极化。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到了信息时代生产力的发展的多极化趋势必然越来越增强，任何一个超级大国都不可能长久垄断科学技术和经济增长的优势。几位知名人物都预料在21世纪多极化国际舞台上，美、欧、中、俄、日等国，还可能有印度 、巴西等经济规模或发展潜力较大的国家，将发挥重要作用，是很有可能的。因为这些国家即使现有的经济和科技实力还有较大差距，在信息、科技、经济、资金和人才的交流规模和强度空前增大的时代，后进者完全可能以跨越式的步伐赶超先进者。加上国土广阔，人力物力资源丰厚，在国内国际市场上都有较大的扩展空间。当然，各大国在多极化的国际舞台上 的兴衰沉浮，最终还是取决于各国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动生产力、以及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持续、高速、健康地发展；而能否推动生产力持续、高速、健康地发展，又取决于能否保证本国人民对自己的生活怀有满意感，怀有创造新的生活境界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和信心。孟子早就说过：“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此话含有很深的哲理。由此我们可以预言：在21世纪的国际舞台上最为繁荣富强的国家，必将是那些最能摆脱特殊利益集团对国家决策的控制、最能激发本国人民创造新生活的意愿、才能、智慧和效能的国家。反其道而行的国家，即使现在比较强盛，必然要衰落下去。
(二)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人类确实有可能像汤因比和池田大作预期的那样，在21世纪“走向一个世界”；或者像沃勒斯坦预期的那样，出现一个比现在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更有效率、也更公平的世界体系。但要具备什么条件才能“走向一个世界”呢?汤因比和池田大作曾对此作过讨论。他们似乎一致认为，首先需要有一个大家都能认同的、统一的、稳定的国际经济交换标准，或者说，一种统一的、稳定的世界货币。那么，怎样确立这样一个交换价值标准呢?汤因比说：“说到底，是否人的经济生产效率才是创造价值的源泉呢?我认为是这样的。如果这是对的话，作为世界共同的经济交流手段，应该把人类的生产效率作为基准”；“如果把这种生产效率作为‘世界通化’的基准，并同时使这个世界经济交流手段具备稳定性这一必要条件，这究竟是否可能呢?我想这应该交给世界金融专家去解决”。池田大作似乎认为金融专家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只能像正在为建立欧洲统一货币作准备的欧共体那样，逐渐确立一些区域性的统一货币，“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的经济共同体的发展趋势是理想的。我想扩大经济共同体的目标是欧洲的统一，而作为最终目标的政治统一的前提，首先希望经济实现统一。”这是否就是走向世界统一的“理想”途径呢?如今，欧盟已经成立，已经有了它的统一货币欧元。但事实证明，欧元也和美元一样，只是国际金融市场上几种互争雄长的货币中的一种，与预想的统一的世界货币之间的距离，同美元一样遥远。那么，究竟什么是走向世界统一的经济基础呢?从唯物史观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来看，我冒昧设想，各主要国家的生产力达到大致同等的高水平，可能是实现世界统一的经济基础。那么，又怎样衡量各国的生产力水平呢?我冒昧认为，人均国内产值，也就是人均GDP，似乎是一个可操作的标准。虽然GDP作为衡量国民生产能力和成果的计量标准还存在很多缺陷，但至今没有更好的标准取代它，也就只好继续用它来衡量。用人均GDP作
为衡量标准面临的困难首先是如何把各国的本币折算成为可比的国际货币单位。这方面，专家们已经发现，单纯按照国际市场上的汇率来折算，不能真实反映各国货币在本国市场的实际价值，于是发明了将各国货币按“购买力平价”，即PPP，折算成为“国际美元”的方法。这显然更合乎实际一些。但这样又出现了怎样解释和衡量“国际美元”，即PPP美元，与
汇率美元之间的差距问题。例如，按世界银行发表的《1999年世界发展指标》的数据，在1997年，低收入国家，前者为1230美元，后者为3500美元，前者比后者低185倍；上中等收入国家，前者为4540美元，后者为7590美元，后者比前者低067倍；高收入国家，前者为25890美元，后者为22930美元，前者反而比后者高013倍；在中国，前者为860美元，后者为3070美元，前者比后者低257倍。这些数字表明，人均GDP越低的国家，本国货币在国际市场上的购买力，即表现为汇率美元，比其在国内市场上的购买力，即表现为购买力平价美元，降低的幅度越大；与此相反，高收入国家的货币在国际市场上的购买力反而比其在国内市场的购买力高。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人均GDP低的国家的出口产品只能以低于本国市价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出售，而他们要进口的产品却要以高于那些产品在出产国的市价的价格买进。为什么要做这种“赔本”交易呢?显然主要是因为低收入国家出口的主要是原材料、初级产品或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品，此类产品的价格决定权主要属于买方市场；而他们要进口的产品主要是自己难以生产的技术密集型的、高新科技的产品，此类产品的价格决定权主要属于卖方。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生产力上的差距不仅表现为人均GDP的量的差距，还表现为技术密集型的、高科技领域的生产能力的质的差距。如果这样说没有错，我们就可以预言，当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印度这样巨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均GDP达到发达国家大体相等的水平，而且他们的货币购买力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不再有差距的时候，全球的经济统一和政治统一的时刻可能就临近了，因为到那时，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不再可能拥有能对别国施加压力的经济和技术的霸权，因此也不再可能拥有政治和军事的霸权，一切问题都只能通过平等协商解决，而且，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和经济规模越来越大，任何一个地区或经济部门的问题都可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球问题，都需要从全球整体上解决。于是，大家都会觉得，沃勒斯坦预言的那种“世界政府”确实有必要建立了。这样的时刻会在何时到来呢?只有当我们能够预测到大多数国家或全球大多数人口都达到大体相等的高水平的生产力的时刻，我们才能预测世界统一来临的时刻。眼下我们只能十分冒昧地猜测，在21世纪的后半叶或许有那种可能吧。
(三)关于中国在21世纪世界舞台上的角色和作用。保罗·肯尼迪预期中国将是21世纪初的世界舞台上的五大力量中心之一。亨廷顿预测中国将与欧盟一起在21世纪初年的国际舞台上充当主角。汤因比期望中国成为21世纪世界统一的中心。沃勒斯坦期望中国在建立新的世界体系或世界政府中发挥重大作用。我们中国人应该怎样估计自己在21世纪的世界舞台上可能和应该充当什么样的角色呢?我觉得，这种估测还是应该以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估测为基础。为此，我们可以选定几个时点，例如2020年、2025年和2030年作为预测时点，运用“复利公式”——A＝P(1＋r)n——对中、美两国GDP总值在未来二三十年内可能的增长水平作粗略推算。式中的P，为比较起始年2000年的GDP总值，取其概数，中国为1万亿美元，参照前引世界银行数据，按购买力平价换算，大致换算为35万亿PPP美元。同年美国的GDP总值，取其概数为10万亿美元。再假定未来二三十年内中国GDP年均增长率r为7%，美国为3%，而n分别为20、25和30。由此可以得出2020年、2025年、2030年三个时段中美两国GDP增长的预测数字，其中中国的GDP以万亿PPP美元为单位，分别为1354、1899、2064，美国的GDP以万亿美元为单位，分别为1806、2094、2424。
这个预测表明，如果我们假定的年均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相符，中国的GDP总值到2030年左右可能与美国大体相当。不过那时中国的人均GDP还要比美国低4倍，因为中国人口比美国多4倍。而且，那时还要看人民币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购买力差距缩小到什么程度，也就是在技术密集型和高新科技领域的生产力水平的差距缩小到什么程度。如果中国的生产力水平确实达到了与美国相当的程度，中国是否就可以充当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或第二超级大国呢?绝对不可能。我认为，老一辈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向全世界一再宣告的中国永远不称霸的庄严承诺，不仅是出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同时也是来自于中华文明在五千年漫长历程中形成的以追求“天下一家”和“世界大同”为最高价值和最高目标的文化传统，这个传统已经深深扎根于亿万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之中，以致一般的中国人见到任何以强凌弱的事态都异常反感和厌恶。可以设想，如果中国富强以后真有某个领导人要让中国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他必定很快就会被中国老百姓抛弃。实际上，毛泽东的《昆仑》一词，正是亿万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境界：
横空出世，莽昆仑……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