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小民

（一）人性和理性人假设

市场经济是一种符合人性的经济制度，为这种制度服务的现代经济学也必须从永恒不变的人性出发。所以，学经济学首先必须了解———
　　人性和理性人假设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性善和性恶的争论，但无论哪一派都认为存在抽象的普遍的人性。“性相近，习相远”正说明了这个道理。那么，人性变不变呢？13世纪亚美尼亚作家奥洛比安的寓言“伶鼬和老鼠”说明了人性的不变性。
　　有一只伶鼬狂热地爱上了一个小伙子，它向爱神祈祷，把它变成一个美丽的少女。爱神满足了它的心愿，它幸福地与自己心仪的小伙子结婚了。在热闹非凡的婚礼上，突然一只老鼠从门口跑过去，这位新娘忘却了一切，狂奔过去追老鼠。作者的寓意是：本性难移，动物和人概莫如此。中国的“白蛇传”与这个寓言同工异曲。你看，白蛇都变为人了，但蛇的本性仍不变，饮了雄黄酒就要露出本性。中国有句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里的本性主要不是指个人的性格，而是人类共同的本性。现在我们都承认，人的本性是利己，即所从事一切活动的目的是个人利益最大化。现代生物学证明了这是人和动物的本性。
　　经济学是建立在对这种人性承认的基础之上的，因此，经济学的基本前提是理性人假设。理性人就是一切行为的目标为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人。经济学正是在这一假设之下研究资源既定时的最大化问题。对社会是GDP和社会福利最大化，对个人是收入和效用最大化，对企业是利润最大化和企业资产价值最大化。正是在对这种最大化的研究中得出了许多有意义的结论。离开了这个假设，经济学的全部内容都要被推翻。
　　一些经济学界内外的学者对这个假设提出过不少批评。一些人举出了许多事实说明人并不自私，比如舍己救人，愿意为保卫祖国而牺牲，或者富人在死后把财产捐给社会等等。这些现象的存在是不是与理性人假设矛盾呢？我们不否认利他主义行为的存在。而且也不否认，人性中除了利己之外，还有同情心、关爱同胞、关心社会等善良的一面存在。同时，我们也不否认提倡奉献精神的意义。但是承认人利己的本性与这一切并不矛盾。理性人的假设不仅正确，而且必要。说理性人的假设正确，并不是说它适用于每个人（例如这个假设就不适用于雷锋这样的英雄）和每一个人的一切行为（一个为个人利益做事的人在祖国危难之际也会牺牲自己保家卫国），这是指它适用于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行为。这就是说，在正常情况下，大多数人从事活动的出发点都是个人利益。说理性人的假设必要是因为，经济学作为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必须有一个确定的假设前提。如果既假设人是利己的，又假设人是利他的，经济学能得出什么结论呢？
　　对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误解还来自另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把利己与利他、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对立起来。经济学的最伟大发现正是把利己与利他、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统一了起来。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对经济学的开创性贡献正在于此。理性人的假设是斯密提出来的，他并不是赞扬这种利己性，只是承认它是无法更改的人性———正如伶鼬变为美女仍忘不了抓老鼠一样。他认为，每个人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可以实现社会利益。他说：“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把这种对个人利益追求引导向社会利益的是“看不见的手”，即价格机制。每个人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要最有效地利用自己的资源，这时整个社会就实现了资源有效利用。承认人的利己，又把利己引导向利他，正是市场经济的伟大之处。
　　传统社会是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把人性看作万恶之源，要求人们“克己复礼”。结果怎么样呢？整个社会处于上千年的停滞状态，人民生活极其贫穷。利己的人性消灭了吗？老百姓的人性被强制消灭了，但倡导灭人性者的人性都发展为兽性。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他们提倡的是自己根本不打算去实践的伪道德。一部《十日谈》正揭露了这些伪道学、假正人君子的丑恶嘴脸。
　　市场经济承认人性的合理性，承认人利己的行为是正当的。任何一次启蒙运动都是从对人性的承认开始的。市场经济制度把人的利己心和利己行为变成了增加社会财富、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市场经济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也创造了辉煌的精神文明。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人性升华了，越来越多的人更关心他人和社会。亿万富翁不再成守财奴，而成为社会公益事业的赞助者。我们不否认市场经济下还有罪恶，但与传统社会比一比，哪一个更好？
　　与生俱来的人性是不能改变的———无论是用暴力还是道德说教，我们只能利用与引导人性。伶鼬改不了抓老鼠的本性也没什么，反正它的体形已是美女了。这个与它结婚的小伙子利用它的本性来消灭家里的老鼠，甚至可以让它为邻居抓老鼠赚钱，岂不既符合了它的本性，又增加了自己的收入，为社会也做了一件好事吗？

（二）富人的自律

富人受到嘲讽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仇富心态。在一个理想的社会中，不同收入的人都应该互相尊重。目前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应该提倡―――

富人的自律

　　古今中外的寓言对富人都是竭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你看，《克雷洛夫寓言》中的“送葬”是这样讲的：
　　古埃及富人的葬礼为了办得风光都要请一些哭丧婆。哭丧婆哭得很伤心。有路人说，我是术士，可以让死人复活。哭丧婆们说，那可是功德无量，不过你要让他五天后再死。“此人生前没做一件好事，今后也未必改弦更张；而他一死，一定又会雇我们去为他哭丧。”这样，哭丧婆才能赚点钱。
　　一个人活到别人盼他死的份上，其德行也就可见一斑了。而这大概也是许多人对富人的心态。
　　应该说，寓言中对富人的态度的确反映了人们的仇富心态。在传统社会中，许多富人是靠特权和对人民的残酷掠夺致富的。他们致富的主要手段是凭借暴力的再分配，而不是创造财富。而且，他们在致富之后对穷人的剥夺变本加厉。说他们为富不仁还是有几分道理的。也正因为如此，《水浒传》、《侠客罗宾汉》、《佐罗》之类以杀富济贫为主题的文学作品才会流传那么广。
　　市场经济初期的圈地运动、海外掠夺也充满了“血与火”。但在总体上，富人还是靠生产致富的。尽管他们的个人品质也有可指责之处，在竞争中也用过一些不大光彩的手段，对工人亦缺少关爱，但他们在个人致富的同时也创造了社会财富，推动了社会进步。可以说，没有福特、洛克菲勒、杜邦、摩根这些人的致富，就没有今天美国高度发展的经济。这些人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然而总体来说还是市场经济的英雄，至今仍受人们尊敬。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新一代富人也在不断完善自己，以他们的行为改变着世人对富人的看法。当比尔·盖茨、巴菲特、索罗斯等人把他们巨大的财富捐赠给慈善事业时，为富不仁这种说法已经没有市场了。在发达国家，仇富心态已经不是主流。当今的美国人也很少有像寓言中讲的古埃及人那样诅咒富人，盼望他们活了也必须立即再死去。
　　但是，中国的富人还没有像美国的富人那样受到尊重。尽管许多人不得不承认他们的致富对社会的有利影响，他们的政治和社会地位也都有了相当大的提高，然而，仇富心态却仍相当普遍。这其中的理由，一是受传统思想的影响。中国社会中传统的仇富心态已有几千年之久，根深蒂固。虽然我们已经进入市场经济，但思想意识，尤其是民众的思想意识还相当滞后，用传统的眼光看富人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加之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更是为这种观念的生存与传播提供了条件。
　　二是普遍存在的“原罪”观念的存在，甚至连有的省政府文件中都提出赦免民企“原罪”的问题。且不说“原罪”是否应该赦免，单是承认“原罪”的存在就已经由民间而进入政府了，可见这种观念之深。我们不否认，一些富人致富，尤其是暴富，的确有许多非法行为，诸如走私、偷税、强取豪夺、官商勾结、造假贩假等等，但也应该承认绝大多数民企都是靠自己的奋斗借改革的春风通过正当方式发展起来的，许多富人也是靠自己的聪明才智、胆略和勤奋致富的。但少数人的不正当致富也的确败坏了整个富人阶层的形象。
　　三是中国的一些富人，财富与道德没有同步增长，即使是正当致富的人也做出了一些与自己身份不符的事。报纸上披露的老板欠民工工资，开着宝马车横行，以及狂嫖乱赌等行为，说明一些人暴富之后的不正常心态，以及“仇贫心态”。这样的富人不管你是如何富起来的，能让人服吗？从这种意义上说，仇富也是富人自己引起的。
　　富人要得到别人的尊重，让人家不是尊重你的钱，而是尊重你的人，首先要有一种平等意识。不要以为自己有几个钱就比别人高一等，就晋升为“高等华人”，可以为所欲为。你比别人有钱，并不比别人尊贵。不能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一阔就变脸”，尤其是不能有“仇贫心态”。千万别忘了，你的财产中有别人辛勤的汗水，没有那些普通而贫穷的民工给你干活，你能致富吗？现代管理讲究以人为本，早已不是泰勒那样把工人当作机器的时代了。如果富人不懂得平等，不懂得尊重每一个人，包括那些最穷的人，你再有钱也不会受到别人尊重。
　　富人还应该有精英观念。精英不是指高人一等控制社会的人，而是指那些既有能力又有良好品德的人。富人往往是普通人模仿的榜样，所以要以自己良好的品行为社会树起一个榜样。富人应该注意自己的言行，不要“男人有钱就变坏”，要富而有德。
　　富人还应该有奉献社会的意识。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对的，但富人要有社会意识，知道自己的钱来自社会，回报社会。富人应该关注贫困人口，应该把自己的一些钱资助慈善事业、社会公益事业，切勿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
　　一个正常的社会不应该有“仇富心态”，也不应该有“仇贫心态”。无论钱有多少，人与人都应该互相理解，互相尊重。富人被指责有误解，有传统，但更重要的还是富人自己的行为不当。我劝富人多看看“仇富”的寓言，懂得如何自律，做一个高尚的富人。

（三）遗产效应

获得遗产这样的意外之财并非好事。它会摧毁人的奋斗精神和创造力。托尔斯泰、卡内基这样的富人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天上掉下的馅饼是会砸死人的。这就是———
　　

遗产效应

　　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伟大的文学家，也是关心贫民的贵族。他不仅写了《战争与和平》这样不朽的名著，还关心贫民教育，编写了《启蒙课本》和《新启蒙课本》作教材。这两本书有他编写和改写的89篇寓言。也许是他从自己的人生经历中感悟到遗产对子女的不良影响，也许是他为自己死后的遗产分配担忧，就写了一首名为“均等的遗产”的寓言。
　　一个商人有两个儿子，他想把财产全留给大儿子。他夫人可怜小儿子，想把财产平分。这位母亲为财产之事哭泣，一位路人知道原因后告诉她：你只管向两个儿子宣布，大儿子得到全部财产，小儿子什么也得不到，以后他们将会各得其所的。小儿子知道什么也得不到就离家到外地，学会了手艺，增加了知识。大儿子认为有遗产可以依靠什么也不学。以后大儿子把遗产花光，一无所有，贫困而死。小儿子学会了本事，变得富裕起来。
　　得到遗产反而害了自己，这似乎是一个普遍现象。美国经济学家研究了遗产的影响。他们发现，一个遗产超过15万美元的人不再工作的可能性是遗产小于2．5万美元人的4倍。怪不得19世纪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警告说：“给儿子留下巨额财产的父母会使儿子的才能和热情大大丧失，而且使他的生活不如没有遗产时那样有用和有价值。”所以，卡内基没有给儿子留什么遗产，而是把自己的巨大财产建立了卡内基基金，用于资助慈善、教育、医学研究等有利于社会的事业。卡内基至今仍受人尊重，不是因为他是钢铁大王或亿万富翁，而是因为他对社会公益事业的贡献。
　　与遗产一样，任何意外之财都会使人变懒。美国经济学家还研究了彩票中奖的影响。他们发现，中奖奖金在5万美元以上者，有25％左右的人在一年内辞职，另有9％的人减少了工作时间。那些中奖奖金在100万美元以上的人几乎有40％的人不再工作。看来意外之财的确会使人变懒，正如托尔斯泰寓言中的那个大儿子一样。
　　为什么遗产或意外之财会有这种效应呢？经济学家用劳动供给理论解释了这一点：每个人的时间是有限的———一天24小时，人要把时间这种资源配置于两种用途：工作和闲暇。工作是指有报酬的活动，比如上班工作或从事商业活动。闲暇是指一切无报酬的活动，比如休息、娱乐，以及家务劳动。人把多少时间用于工作，多少时间用于闲暇，取决于劳动(有报酬活动)的价格，即实际工资水平。
　　实际工资的变动会引起两种效应：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替代效应是指工资增加，人们用工作替代闲暇。这是因为在工资增加时，闲暇的代价高了。比如，每小时工资为5元时，闲暇一小时减少5元收入；每小时工资为10元时，闲暇一小时就减少10元收入。这时人们就会减少闲暇，增加工作。所以，替代效应能引起劳动供给随工资上升而增加。
　　工资的增加还有另一种收入效应，即工资增加，人们的收入增加，就要减少工作，增加闲暇。这是因为，闲暇是一种正常物品，其需求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通俗点说就是，人们收入多了，就想有更多的时间用于休息或娱乐。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想有更多闲暇。而增加闲暇必然会减少工作，所以，收入效应的结果就是工资增加，劳动供给减少。
　　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对劳动供给的作用是相反的。而工资增加则会同时引起这两种效应，其最后结果是什么呢？如果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工资增加使劳动供给增加，如果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工资增加使劳动供给减少。一般而言，当收入水平不是相当高时，工资增加的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所以，工资增加，劳动供给增加。但当收入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工资增加的收入效应就会大于替代效应，工资增加，劳动供给减少。得到一笔遗产或彩票奖金这类意外之财，相当于收入极大增加，这时收入效应远远大于替代效应，人们就会减少工作，甚至不工作，而去享受闲暇了。
　　工作对人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现在赚钱，还在于培养人未来的赚钱能力。人的赚钱能力是人力资本，即人的知识与技能。人力资本来自先天的遗传和后天的教育，但最重要的还是干中学，即从工作中积累经验。一个有遗产而不工作的人，无法得到人力资本，甚至原来获得的人力资本也在退化、消失。得到意外财产的人，钱来得容易，花得也快。整天花天酒地，再多的遗产也会花完。当钱花完时，又没有了人力资本，岂有不贫穷之理？寓言中的大儿子正是这样的人。小儿子没有遗产，替代效应远远大于收入效应，努力工作，积累了人力资本，自然会富起来。遗产的这种不良影响可以称之为遗产效应。
　　其实许多人都知道这个道理。英国的长子继承制原本是为了使土地不被分得过小，但却逼得其他儿子去闯天下，学得一身本领。父母都希望子女成才，有钱的父母更应该好好读读托尔斯泰这个寓言，也学学卡内基的榜样，这样，你的子女才会成为像你一样的精英。

（四）信用如金

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全社会诚信的基础之上的。要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并在这种制度下获得成功，每个人都必须牢记四个大字―――
　　

信用如金

　　中外寓言中赞美诚信、斥责骗子的寓言都有很多，这里随手引用《战国策》中的一个。
　　魏文侯和管理山林、狩猎的官员约好外出打猎的日期。到了这天，文侯和臣子饮酒作乐，外面的雨下个不停。文侯起身要走，周围的人疑惑不解地问：今天饮酒这么痛快，天又下着雨，大王要到哪里去呀？文侯说，我与管理山林、狩猎的官员有约，今天和他们一块儿去打猎。现在虽然很痛快，岂能不按时赴约？于是，他冒雨前往，搞得精疲力竭才回来。魏文侯讲信用，得到大家信任，魏国就慢慢强大起来了。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民无信而不立”之说，是一个讲诚信的大国。晋商历时五百年的成功靠的就是诚信两个字。义和团事件中，晋商北京的票号被毁，账本库存全无，但票号对持有存单的人全部照付，称得上不惜血本得信用。但在极“左”路线之下，中国人的诚信却被严重破坏了。如果说假话，说大话，虚报成绩可以升官，谁又何乐而不为呢？如果像彭德怀一样说真话反无活路，谁又会诚信呢？如果造谣告密是荣华富贵之路，有谁还可以信任呢？到了“文革”中，假话成风，真是“真亦假时假亦真”了。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一些人金钱欲暴发，官员造假数字，商人造假产品，学校卖假文凭，诚信问题更加突出。恢复诚信，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已成为市场经济成败的关键。市场经济归根结底是以诚信为基础的。魏文侯以诚信立国，这是我们的榜样。
　　市场经济是一种交换经济，交换的基础是双方信任。如果伪劣产品横行，连交换媒介―――货币也是假的，谁还敢去交换？而没有交换就没有分工，这样社会岂不要退回到自给自足的状态了吗？市场经济也是一种货币经济，货币是资源流动的媒介，银行的信贷与信用在英文中本是一个词(credit)，没有信用，社会的资金如何流动到最有效的地方？这些都是大道理，也许会有人认为，这些与我无关，我只要赚到钱就行。但没有信用真的能赚到钱吗？我们设想一下，如果魏文侯不去赴约，国人会信任他吗？没有了国人的信任，他又如何能强国？
　　有人想的是能骗一次就骗一次，把十几亿中国人每人都骗一次也就够了。但是要记住那个说“狼来了”的孩子，也要记住周幽王烽火台骗诸侯的故事。西方有句谚语说，你能永远骗少数人，也能暂时骗所有人，但你不能永远骗所有人。不讲信用的人最终害的是自己。山西人造假酒，搞得现在山西的酒都抬不起头来。南京冠生园用隔年的月饼馅，也以自己破产宣告结束。没听说过哪个人是靠骗致富的，也没听说过哪个企业是靠骗成功的。
　　这点道理也不深，但为什么在现实中就实现不了，我想这就要探讨信用的基础。信用也是一种经济行为，也有成本―收益分析。如果讲信用的收益远远大于成本，只有讲信用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人们就会讲信用。如果不讲信用的收益远远大于成本，背信弃义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人们就会不讲信用。在极“左”时代，不讲信用无成本而有极大收益，当然信用无生存之地了。保护信用的收益大于成本的是制度。
　　我们来看魏文侯的案例。魏国是他的私有财产，可以子子孙孙传下去。魏国兴盛不仅他自己富贵，而且可以使他全家代代享福。如果魏国衰亡，他就死无葬身之地。在产权明晰的情况下，权责利统一于他一身。他深知自己讲信用，国才可兴，自己失信，国必亡。这就是说，他讲信用的收益远远大于成本。因此，别说下雨，就是下刀子也要守信赴约。这个案例说明了，产权是信用的基础，产权明晰是讲信用的制度前提。在现实中，成功的民营企业之所以比国企或个别地方政府讲信用正在于产权的不同。私有制下比传统公有制下更重视信用也在于此。信用的成本-收益计算是长期的，产权保证了长期收益大于成本。但在短期中，也许不讲信用的收益大于成本，所以，一些打一枪换个地方的个体户或者“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的国企或政府部门没有长期的利益保证，也才会不讲信用。他们获得短期诈骗收益，成本要别人在长期中去付。产权保证了长期的收益与成本由同一主体承担。
　　制度保证信用的收益大于成本的方法就是惩罚。严厉的惩罚加大了不讲信用的成本，或者说增加了讲信用的收益。所以，必须有严惩不讲信用的立法，才有社会诚信。现在的发达国家在市场经济初期也充满了欺诈和背信弃义。欠债、假冒伪劣横行也曾严重干扰着经济。但当把债务人送进监狱，把造假者罚得倾家荡产再加坐几年牢时，不讲信用的成本太高了，收益是负的。当年魏文侯是一国之君，国内立法当然无可奈何他，但外敌的存在对他就如同今天头上的法律一样。他不讲信用，国家衰落是要受敌国惩罚的。
　　产权明晰对利益的保护，立法对背信成本的加大，是信用的基石。魏文侯不是天生守信，当守信利益显著，背信成本巨大时，他能不守信吗？把这种制度放在现代人身上，他们能不向魏文侯学习吗？

（五）互助才有互利

利己是人的本性，互相帮助能使每个人都实现利己。要在经济活动中按这一原则行事，必须明白―――
　　

互助才有互利

　　直至今年一月，国内才第一次出版了著名的《拉封丹寓言诗全集》。读了这本书方知我们所熟悉的许多寓言故事实际上都出自这本书。我在小学时就读过的“狐狸与仙鹤”，也正是拉封丹寓言之一。
　　故事并不复杂。一只狐狸请仙鹤吃饭，狐狸把汤盛在碟子里，仙鹤的嘴吃不到，狐狸的舌头把汤全舔个精光。仙鹤回请狐狸，把美味的饭菜装在长颈窄口瓶里，狐狸吃不到，只好空着肚子回去。作者在结尾说：“骗子，我为你写这篇诗章，你也逃不了同样的下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互助才有互利。其实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市场经济承认人的利己之心，承认人一切行为的目标都是为了个人利益最大化。但如果把这个真理向前再推一步，“拔一毛为天下而不为”，或者“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那就成谬误了。承认利己的合理性与“自私自利”，甚至“损人利己”不是程度的差别，而是本质的差别。
　　从利己的目的出发从事经济活动与为社会福利添砖加瓦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当个人或企业为个人收入最大化劳动或为企业利润最大化生产时，整个社会的财富都增加了。当一国为国家繁荣而实现经济增长时，其他国家也会通过国际贸易或资本流动而获益。但自私自利则会让人以邻为壑，损人利己，其结果正像寓言中讲的那样，仙鹤在狐狸家喝不到汤，狐狸从仙鹤家空着肚子回去，双双受害。
　　市场经济的道德应该是利己又利他。从根本上说，利己与利他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把这两者对立起来，认为利己与利他势不两立，其实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损人利己最终还是损害自己，而为别人考虑则往往也会给自己带来好处。如果狐狸让仙鹤吃个够，仙鹤作为回报也让狐狸吃个够，岂不两全其美吗？
　　但在现实中不明白这点道理，而像寓言中狐狸和仙鹤那样行事者却并不少。
　　一些人为了个人致富不惜使用造假等手段。从一时来看，造假成本低，可以赚黑心钱，但“瓦罐不离井边破”，最终还是会被揭露出来，到那时则要被罚款，甚至坐牢。这不是以害人开始，以害己结束吗？千万要记住一句话，你可以一时骗所有人，也可以永远骗少数人，但绝不可能永远骗所有人。为消费者提供好产品才是致富的唯一人间正道。
　　在市场经济中企业之间存在激烈竞争，但竞争也并不是绝对的。企业之间实际是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关系。经济中各种产品之间存在相关性。一个产业的上游企业与下游企业，不同行业生产互补品的企业，都是一种紧密合作、一荣共荣的合作关系。前一段市场上推出的新一代高清晰EVD机，就是因为与之互补的企业没有推出EVD碟，而在市场上无销路。如果EVD厂帮助EVD碟厂，岂不利他又利己了吗？一种产品的出现或畅销会带动其他产品，这就是相互合作的互利性。
　　其实就是同一行业企业，或生产替代品的企业之间，也有合作性。在竞争过程中不把对手斩尽杀绝，也许会有利于自己。记得《大染坊》这部小说中在青岛开纺织厂的陈寿亭老板与上海的另一家纺织厂曾有过激烈竞争，但陈寿亭并没有把事做绝，而是给对手留下了生存与发展机会。以后在共同对付日本人的纺织厂竞争中，这种合作使双方都受益匪浅。企业之间的价格战并不以自己独占市场为目的。当自己企业的扩大实现了规模经济时，并不一定要把对手全消灭。那样做代价太大，自己也会大伤元气。这就是中国古代哲人所讲的“得饶人处且饶人。”
　　国家之间也不应该是狐狸和仙鹤的关系。各国都有自己的民族利益，维护这种民族利益义不容辞。但是，是否只有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才能维护本国利益呢？不一定。世界贸易并不是一方获益、一方受损的零和博弈，而是可以实现双赢的正和博弈。重商主义者的保护贸易政策其实是损人利己的；但结果又给自己带来多大的好处呢？发达国家并不是靠保护贸易发展起来的。古典经济学家的自由贸易是讲互利的。这才是各国共同富裕的人间正道。
　　道理是这样讲，各国的贸易战却仍然不断。然而贸易战和狐狸与仙鹤的“食具”战一样，只会损人又损己。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期间，各国纷纷提高关税，有的国家平均关税达50％以上。现代经济学家指出，这是30年代大危机时间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回顾战后的贸易战，有哪一次最终不是双输的？你开放市场让别国进来，别国才能让你进去。正如狐狸让仙鹤吃，仙鹤才能让狐狸吃一样。
　　在所有的寓言中，狐狸都象征狡猾，坏的也总是狐狸。拉封丹的这则寓言中也把狐狸指责为骗子，仙鹤的报复行为是正义的。我读这则寓言时经常想，如果仙鹤以德报怨，让狐狸好好吃，狐狸能否也让仙鹤好好吃呢？相互报复，双方受损，有一方让步也许就会改变结局。这就是国际贸易中的单边开放。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你不敬我，我仍敬你，从利他出发，同样能实现利己，何乐而不为呢？

（六）让小猴自己长大

温室的花草经不起风吹雨打，娇惯的孩子难以成材。企业也是这样。把母猴比作政府，小猴比作企业，政府应该放手———
　　

让小猴自己长大

　　《伊索寓言》中有一个“两个小猴”的寓言。全文不长，看过的人却不多，现照录如下：
　　据说有一对猴子，同时生了两个小猴。对其中一个，母猴特别疼爱，加以精心喂养；而对另—个则十分憎厌，压根儿不予理会。岂料天命难违，那个备受关爱的小猴，被紧紧搂在怀里，活活给闷死了；而那个被弃置不顾的小猴，反倒安然无恙地长大了。
　　作者说，这个寓言的寓意是“凡事皆有定数，人算不如天算”。很好的一个故事，却给了一个宿命论的含义，我颇不以为然。今天我想用这个寓言来说明政府应该如何对待企业。这里母猴是政府，被关爱的小猴是国企，被弃之不顾的小猴是民企。
　　直至市场经济改革许多年之后，政府对国企仍一如母猴对那只备受关爱的小猴。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把这种关爱称为“父爱主义”。计划经济下这种父爱主义实际上是兼具父亲的严格和母亲的慈爱：一方面，不让国企有独立地位，一切决策都由政府做出，企业只有听命的义务，没有自主行事的权力；另一方面，又给予企业无私的帮助，从资金到资源，无偿给予，再加上许多说不清的优惠政策。结果怎么样呢？这个猴子被“活活闷死了”，国企的效率低下是个世界性问题。如果不是到了“闷死”的地步，也不会有改革。
　　市场经济改革本来应该让国企在竞争中成长，只可惜母猴仍不愿放弃对它钟爱的猴子的爱，于是小猴子也就仍然不能独立。当年“二汽”想上农用车项目，不是硬让上级机关否决了吗？如今江西一个汽车厂的领导不也是被政府部门撤职了吗？(当然给了一个顾问的头衔，仍享受原行政级别)小猴子付出了不独立的代价，但也得到了许多实惠。比起另一只叫民企的猴子来，它享受到了许多特权：可以得到政策上的优惠，民企不能做的事，它可以做；可以得到银行贷款，民企很难得到；可以进入资本市场发行股票或债券融资，民企也不容易进入这个市场；可以由政府赋予行政性垄断，民企要竞争尚且不公平；可以有税收等方面的优惠，等等。总之，母猴对这只小猴子的关怀可谓无微不至。
　　结果怎么样呢？许多国企仍然没有走出困境。怪不得吴敬琏先生感叹：“由于国有企业改革长时期没有取得突破，从经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可以说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如果再不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让国企真正变为独立决策的股份制企业，它也快被“闷死了”。
　　我们再来看另一只小猴———民企。民企在刚出生时受到憎恨，在一些地方受到千方百计的刁难(在一些落后地区，这种现象至今仍然存在)。现在总体上讲憎恨少了，但“压根儿不予理会”依然存在。民企受的苦比这只小猴子还要多。小猴子毕竟仅仅是不予理会，而民企却不能获得与国企同样的国民待遇。开业要经过审批，许多行业还不许进入。筹资受到限制，银行借贷极为困难，进入资本市场更不容易。不仅要交纳比国企重得多的税收，还有许多说不清的费，就连家委会的“小脚侦缉队”(脚都大了，作用没变)也能向民企强行摊派买国旗，或收什么卫生费。哪个家委会老太太敢到宝钢去收什么费？但要到民企就敢去。如果你让民企的小猴子们忆苦思甜，他们会讲得你两眼泪汪汪。
　　但是，民企也有它最大的优势———自主经营。尽管个别政府部门可以这样刁难，那样刁难，但你却不能杀死它。而它有了这种自由发展的权力，也就可以冲破一些限制，发展起来了。如今民企已是半壁江山，在浙江、广东、江苏这些经济发达地区，民企已占GDP的80％，甚至90％以上。这只小猴尽管无人过问，但却自由地长大了。
　　为什么有人爱的猴子被闷死，而无人爱的猴子却健康成长起来呢？我们总爱讲内因是主要的，外因只是条件。企业的发展也是如此。一只这也不让做、那也不让做、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猴子，无论如何也长不成强壮的猴子，不死也就是苟延残喘而已。企业又何尝不是如此？有政府关爱的国企也犹如温室中长大的花草，没有在市场竞争的腥风血雨中经风雨，见世面，哪里有竞争能力？一些国企在国内有父爱主义关怀，好不好总可以活着，甚至还活得不错，但一出国门，失去父爱就活得不容易了。爱之过深，给予过多，实际上是害了国企。
　　民企是没人管的野猴子，只有自己在市场竞争中寻求生存与发展。它经历过狂风巨浪，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它只能自己救自己。它在市场经济的风吹雨打，甚至狂风暴雨中，练就了一身生存本事，并最终冲破一切障碍，成长为一只强壮的猴子。这不是命，而是历史的必然。
　　如果母猴子会总结经验，它应该知道，使自己两个小猴子健康成长的唯一方法，就是给它们同样的爱，同样的自由，让它们在同样的条件下自己成长。两只小猴都健康长大，这不正是母猴的幸福与成就吗？这个道理当然也适用于政府、国企和民企。

（七）东施不可效西施

任何一种模式的形成都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学习别人的成功经验时，必须牢记———　　

东施不可效西施

　　《庄子》中的东施效颦已成为一个成语，可见这个寓言流传之广了。西施是美女，一举一动都让人喜欢。她心口痛(胃病还是心脏病？)，难受得皱起眉头，用手按着心口。这种病态美博得了人们同情。东施是丑女，总想当美女，长相是父母给的，没法换，就学西施的一举一动，连西施病态的按心口，皱眉头也学。结果“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挈妻子而去亡走”。庄周的结论是：“彼知颦美，而不知颦之所以美”。
　　东施效颦这个成语可以指许多事，例如，有了几个钱就想装贵族，落后地区经济还没上去先搞机场，无论什么体形都留明星发式，等等。不过就经济学而言，还是不顾自己的实际情况，盲目地照搬发达国家的模式。
　　西施皱眉头美的原因是她本来就美，换言之，她皱眉头更具另一种美的前提条件是她天生丽质。如果像东施那样不具有天生丽质的前提条件，再皱眉头也没用，甚至会有相反效果。这正是经济学家所说的，经济理论是根据一定的假设条件推导出来的，能否适用于某个具体国家或地区，就取决于是否具有这种假设条件。不从实际出发，照搬现成的理论———尽管这些理论已被其他国家证明是正确的，或者套用别国已有的经验———尽管这种经验在别国也是成功的，结果只能是东施效颦。
　　这一道理并不复杂，但人们犯错却往往就是在这些常识性道理上。比如说，在建立企业激励机制这个问题上，有人主张引进在美国相当成功的股票期权制。股票期权是给企业高管在一定时期内按双方协议的价格购买一定量股票的权力。如果企业长期盈利能力提高，股票价格上升，高管就可以从股市差价中获得高收入。这种激励机制把高管的努力与企业业绩(长期盈利能力)和高管的收入联系在一起，的确起了有效的激励作用。美国在纳斯达克上市的高科技企业中有90％以上都采用了这种机制，说明这种机制是好的。
　　那么，这种机制适不适用于我国一些大型上市的国企呢？这就要看前提条件了。
　　实行股票期权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市场经济完善。特别是企业是完全独立的法人主体，有平等竞争的环境，企业业绩的好坏与高管的能力与努力密切相关。但我们现在的许多大型上市国企，实际上仍然是由政府控制的企业，其业绩好坏与高管的能力和努力相关性并不强。有些企业具有政府赋予的行政性垄断地位，又无偿占有国有资源，派谁去都会有盈利。这样企业的高管获得高额股票期权收入合理吗？另一种情况是一些国企被政府“搞”来“搞”去，一会儿要它兼并破产企业，一会儿又让它强强联合，企业没有自主权，高管都是听命于政府的有行政级别干部(正局或副局)，这样的企业搞不好能怨高管吗？他们的业绩上不去，公司利润上不去，股票期权收入拿不到，能服气吗？国有企业只要姓“国”，由政府控制，就谈不上是市场经济的企业，在这种情况下采用股票期权真正是东施效颦。
　　实行股票期权的另一个前提是股市要完善。在这种股市上，股价由供求关系决定。当一个企业长期盈利能力提高时，其股票需求增加，价格上升。这种股市称为有效市场，股价变动可以反映出企业经营状况。但我国的股市还远远未达到这个水平。尽管专家对股市看法不一，但政府干预过多，行为不规范，是较为一致的看法。这种股市上的股价无法反映出真实的企业业绩，这样的股票期权又如何能有激励作用呢？
　　最后，股票期权制的实施要有一套完整严格的财务制度。连美国这样财务制度称得上严格的国家，都出现了安然、世通的高管为获取股票期权的收益而造假账的事，在我们这种财务制度还很不健全的国家，安然这样的事件岂不更多了？“包装上市”形象地说明了一些上市公司的作假行为，上市都可作假，“包装获取股票期权收益”不也是小菜一碟？
　　股票期权仅仅是我们千万别学西施的一个例子。其实这些年改革中我们吃了不少东施效颦之亏，先是要学什么匈牙利模式，以后又要学韩国模式(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其结果呢？哪个模式都不适用于中国，最终要走的还是自己的中国模式。东施之错正如庄周所说：“不知颦之所以美”。用在经济学上就是只知道人家成功，而不知成功的原因，就想“克隆”了。
　　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说过，经济学原理其实很简单，关键在运用。如果可以简单地东施学西施，运用不就太简单了吗？走市场经济之路，保护产权，实行开放，这是经济发展的几个共同规律。这些规律让经济学家论证起来可以很复杂，但道理是简单的。各个国家走过的路都不完全一样，经济学的难点不在于了解这几个规律，而在于如何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进行运用。
　　历史上传说东施是丑女，丑女当然不能像西施那样去打扮或皱眉头。但东施其实也有美化自己的方法，比如穿适合自己的衣服，按自己的特点化妆，或者提高修养，以内在气质弥补外表之不足。丑并不可怕，怕的是要学美女的一举一动。同样，落后也不可怕，怕的是盲目套用发达的模式。以东施为戒，走自己的路，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八）别让显贵的公子掌舵

显贵是一种身份，而不是能力。显贵的公子可以夸夸其谈，纸上谈兵，却不一定有实践能力。这就是为什么———
　　别让显贵的公子掌舵
　　一位企业家朋友求贤若渴，在一次宴会上结识了一位美国回来的MBA。这位MBA向他谈管理理论，从泰勒到杜拉克，无一不熟。我这位朋友大喜过望，高薪聘他到公司任副总，主管企业经营。结果一年之后公司业绩下降，人心涣散。他只好忍痛解聘了这位MBA。他问我，错在什么地方？我给他讲了《百喻经》中“显贵的公子掌舵”这个寓言。
　　从前，有一个显贵的公子和一些商人到海上采珠宝。这个公子背诵了驾驶海船方法的条文。例如，船驶进漩涡，碰到逆流，遇到有礁石的激流险滩，如何掌舵，拨正航向，稳住船身等等。背得滚瓜烂熟，说得头头是道，众人皆服。不久掌舵人得病身亡，这位公子接替掌舵。船驶进有漩涡的激流之中，他按所背的条文去做，结果毫无作用，船无法前进。最后船沉了，包括这位公子在内的人都淹死了。
　　这个故事颇像《史记》中的纸上谈兵，显贵的公子与熟读兵书而使赵国大败的赵括一样。这说明这种现象中外都相当普遍。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如何判断与使用人力资本的问题。
　　市场竞争的核心是人才竞争。人才就是有更多人力资本的人。人力资本是人具有的体魄、能力和工作态度，它由正规学校教育、在职培训、经验等形成。但一个人力资本多的人和一个几乎没有人力资本的人在表面上很难区分出来，而且，个人具有多少人力资本也很难衡量。
　　因此，如何判断和衡量人力资本是吸引人才的关键。
　　许多人简单地把学历作为判断人力资本的标准，这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经济学家用两种不同的理论来解释学历与人力资本的关系。一种是教育能力论，即受教育多、学历高的人能力强。另一种是教育信号论，即学历表明能力高的信号。在大多数情况下，学历高的人能力强，人力资本多。按学历判断人力资本，是有道理的。
但学历绝不是唯一的标准。我们判断一个人的人力资本，最根本的还不是看他读了多少书，有多少知识，或者得过什么学位，而是看他的业绩。仅仅有书本知识并不等于有实际工作能力，也不一定能做出业绩。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其实有点简单化，能成功地运用知识把知识变为业绩，才是力量。要把书本上学到的知识变为能力，在实际中发挥作用，还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正确的工作态度，比如勤奋、努力，以及善于与别人合作(具有团队精神)；二是了解实际情况，会灵活地运用知识，在这种运用过程中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正因为如此，经验被认为是人力资本的主要来源之一。
　　显贵的公子和赵括都读了许多书，的确有丰富的书本知识。要在今天，这位公子可以获得航海学博士后，赵括也是军事战略学博士后。但他们一个掌了舵，使船沉没，一个指挥作战而大败，他们缺的正是实践和经验。行船与打仗千变万化，书本知识根本不能以不变应万变。没有开过船和打过仗的书呆子，书本知识再多有什么用？仅仅有书本知识和学位决不能成为人力资本。所以，把学历作为判断人力资本和招人的标准就会有失误。
　　我这位朋友所招的美国MBA，书本知识的确不少，许多管理理论，甚至管理权威们的语录都能倒背如流，但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他却并不了解。而且他也没有努力去熟悉中国企业和市场的实际情况，只是把书本上的教条搬到实际中，因而失败也就是必然的。外国的管理理论是从外国企业管理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反映了企业管理中的共同规律，但要把这些规律运用到一个具体企业中时就必须从这个企业的实际出发。在这一点上，这位美国MBA与显贵的公子和赵括，没什么差别。但这位MBA还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以洋MBA自居，目空一切，无法与他人合作。一个人无论有多大能力，如果不具有使这种能力发挥作用的团队精神，他的人力资本就变为零了。我说我这位企业家朋友，你雇了那个显贵的公子掌舵，岂有不败之理？没有沉船，让你们全死，就算不幸中的万幸了。
　　当然，我们这样说绝不是否认书本知识和学历的重要性。读书与上学对一个人提高能力是极为重要的。如果显贵的公子先学了书本上的驾船术，然后注意结合实际运用这种知识，他将来的驾船技术一定要高于没有读过书的人。同样，熟读兵书的赵括若能从实际出发，指挥作战的能力定会超过他爹赵奢。理论和书本知识都是有用的，关键是如何用。如果招收了美国MBA，让他从基层干起，而且他又注意了解中国企业实际，不断积累经验，虚心向别人学习，他一定能比别人做一个更好的CEO。美国的MBA毕竟不是白给的。我对我的企业家朋友说，从这种意义上看，你又付高薪，又给高位，让他目空一切，实际是害了他。如果显贵的公子拿到航海学博士之后，从船员做起，肯定能成为一个优秀的船长。
　　寓言总和现实惊人地相似，愿所有企业家都能记住这个寓言，不要犯我的朋友那样的错误。